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文成贤上月表示:“应由非正规职劳动者掌握工会权力,而非由大企业正规职主导的韩国劳总或民主劳总。”这是针对民主劳总等单方面拒绝为解决堆积如山的劳动市场问题而进行社会对话的批评,而这一批评出自亲劳动界的文委员长之口,实属破格。文委员长曾主导创立民主劳总并担任民主劳动党代表,被视为韩国劳动界的教父。
文委员长的忠告意味着,即便在亲劳动倾向的现政府下,争取工会配合也困难重重,这使劳动改革之路前景更显艰难。
数十年来一直位居韩国经济夙愿前列的劳动改革,其实在20年前曾有解决问题的绝佳机会,即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之时。IMF诊断认为,一旦入职便自动保障终身雇佣和高幅工资上涨的僵化雇佣体系是导致韩国危机的主要原因,并要求对其进行改革。金大中政府接受IMF的要求,放宽了严格的裁员条件,引入了派遣劳动制、变形劳动制等。当时工会也曾反对,但由于不改革就无法获得IMF救助,改革得以贯彻。
随着大规模结构调整接连推进、终身职场神话崩塌,相当多平民百姓遭受痛苦。尽管如此,国民仍忍受了这种变化。韩国开发研究院(KDI)1998年底实施的“IMF一年来国民经济变化状况意识调查”显示,62.1%的国民回答终身职场的崩塌是“可取的”。这体现出一种认识,即劳动市场灵活化是克服危机、迈向发达国家必须经历的过程。
问题在于当时的改革只完成了一半。尽管进行了改革,对正规职工会的雇佣保护仍基本维持不变。工龄越长月薪呈几何级数上涨的年功序列制等工资体系改善也未能实现。于是雇主们为回避对正规职劳动者的高水平雇佣保护,选择在新岗位上雇用非正规职劳动者这一替代方案。结果,女性、青年、老人和低技能劳动者集中的非正规职劳动者人数急剧增加。据Statistics Korea统计,非正规职劳动者比重2001年约为26.8%,2002年为27.4%,2003年为32.6%,2004年骤增至37.0%。
多数专家指出,劳动改革还需辅以针对在雇佣市场中落伍者的社会安全网改革才算完成。但这项工作也未能妥善落实。韩国国民年金和雇佣保险等主要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在外汇危机之后的1999年小幅上升,进入2000年代后未见大幅改善。
金大中政府之后的各届政权每次都把劳动改革列为最重要的国政课题,却屡屡失败。前统计厅长柳京濬指出:“劳动改革的核心是缓和对正规职的过度保护、加强对非正规职等脆弱群体的保护,但保守政权只强调前者、进步政权只强调后者,因此未能形成社会共识。”
因此,尽管国家竞争力较高,韩国的劳动体系仍处于落后水平。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国家竞争力排名显示,今年韩国劳动市场效率在137个国家中仅列第73位。该排名2009年为第84位、2011年第76位、2013年第78位、2015年第83位,每次调查都处于下游。
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相当严重。根据去年Statistics Korea的调查,若把大企业正规职的小时工资水平设为100,中小企业非正规职仅为35。
问题是进入文在寅政府后,劳动改革变得更加遥远的可能性增大。因为本应由工会方面通过谈判做出让让步的事项,政府却主动作为礼物给出。废除作为降低正规职过度保护装置的一般解雇等两大指针便是典型。
前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朴在完指出:“在政府主动全盘落实劳动界要求的情况下,工会已没有理由参与社会对话”,“劳动改革变得更加困难。”他接着表示:“即便为了克服韩国面临的结构性危机,雇佣灵活化等劳动改革也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