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5 | 송영규 논설위원

[周四清晨] 政治,请向物理学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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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战运动如火如荼的上世纪60年代末。费米国立加速器实验室(费米实验室·Fermilab)首任所长、粒子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博士接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一项意外要求: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激进学生冲进研究所时的应对方案。若是常人,答案大概是强化研究所出入管控系统或求助公权力,但威尔逊准备的答案不同。“如果人群涌来,我会带着‘致命的秘密武器’一个人去面对。”他所说的致命武器并非威胁对方的攻击工具,而只是给人群上一堂物理学课。即便如此他仍有信心。“只要说明我们为何必须守护并发展物理学,再粗暴的煽动者也会自行散去。”

说服激动的人群有多难,经历过的人都明白。何况要用以晦涩闻名的物理学讲座让学生理解,寻常努力恐难胜任。尽管如此,据说威尔逊之后的费米实验室所长们始终准备着说服人群的讲座。这需要多少时间与努力不得而知。他们仍如此行事,我谨慎推测,或许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种哲学:无论对方多么危险、立场多么不同,与其敌视或推卸责任,不如通过沟通寻找解法。

文在寅政府成立后,围绕脱核电政策全国沸沸扬扬。认为关闭核电站会造成电力供需和能源成本问题的一方,与主张不能把危险和沉没负担转移给未来一代的一方,各不相让。再加上进步与保守的意识形态框架层层涂抹,已变成谁都无法退让的独木桥对峙。此时政府抛出一手:新古里5、6号机公论化委员会。结论颇为微妙。“已决定中断的新古里5、6号机建设予以重启,但维持脱核电基调。”围绕解释又一次生出杂音。聚焦新古里5、6号机建设重启的一方,与强调维持脱核电基调的一方,再次投入争吵。为平息争议的尝试,反倒招来了另一场争议。

这并非要贬低公论化委员会或评判脱核电的是非。只是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公论化之前政治发挥了什么作用。正如政府和执政党所主张的,核电对国民生活与安全影响深远。即便是前政府的政策,要改变基调也须先经民意汇聚。以大选承诺为由必须履行,只是借口。正如威尔逊毅然走向喊反对的学生面前要讲物理学,执政党与政府也理应堂堂正正地站到在野党和国民面前,说服并寻求合理方案。省略这条路,以国民决定就遵从为名把球推给公论化委员会,是怯懦的借口与逃避责任。

在野党也无法置身事外。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对“不灭之火”的恐惧确实存在。像东日本大地震时的海啸那样的自然灾害,或万一发生的管理疏忽,可能引发不愿想象的灾难——这种模糊的不安确实存在。也许并不理性,但不能因此否认其存在。尽管如此,却从未见在野党提出能减轻核电不安感的替代方案。这是政治的消失,也是沟通的缺失。

审议民主主义或直接民主主义之所以被提及,只是代议制民主主义未能正常运作这一事实的另一种表述。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政治的烛光出现已近一年,我们的代议制民主主义似乎仍在原地踏步。我们不及物理学家的政治水准,只让人感到遗憾。/s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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