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19日,英国在北海福蒂斯地区找到了“上帝的祝福”——发现油田,跻身产油国之列。1976年能够渡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贷款危机,也得益于石油出口。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停运问题颇多的气冷堆(AGR)核电站,也是出于这一原因。英国是1956年启动全球首座商用反应堆、规模50兆瓦的考尔德豪尔(Calder Hall)的核电宗主国。然而祝福变成灾难并没有花太长时间。进入2000年代,北海油田急剧衰退。随着成为原油净进口国,曾接近130%的能源自给率在2000年代中期跌至80%多。
扭转局面的,讽刺地正是核电。英国于2005年重回亲核电政策。代价不小,为建设新核电站,不得不向法国电力公司(EDF)示好——此前英国曾将本国核电运营商出售给该公司。尽管如此,收获颇多。重振核电的英国停止了作为温室气体主因的煤电,并跃升为风电第一大国。安全保障、环境、经济以及安全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能源政策,其解题钥匙正是核电。
有关文在寅政府急速去核电导致韩国能源安全被逼至悬崖的担忧日益加剧。据国际能源署(IEA)25日数据,以2015年为准,韩国能源自给率为19%。能源自给率是显示一次能源供应中国产能源所占比重的指标,是衡量能源安全的标尺。
主要制造业国家中,自给率低于韩国的只有2011年福岛核电事故后全面停运核电的日本(7%)。能源自给率高的国家为美国(92%)、瑞典(75%)、英国(66%)、法国(56%)等以核电为主要发电来源的国家。相反,德国(39%)、西班牙(28%)、意大利(24%)等新能源领先国家在能源安全方面相对脆弱。
完全不产化石燃料的韩国之所以致力于核电,正是为了守护能源安全。在核电技术上与韩国一争高下的法国和日本也是如此。换言之,去掉核电,能源安全就会陷入危险。实际上据悉,除核电外韩国的能源自给率仅为2%多,核电的贡献度高达85%。日本在停运核电后,2010年为20%的自给率也跌至个位数。核电发电量占比超过70%的法国,若去掉核电自给率也仅为8%多。
庆熙大学核工程系教授郑范镇表示:“核电之所以能提高自给率,是因为原料等国产化率高达95%”,“液化天然气(LNG)连发电厂都完全没有实现国产化,原料也要进口,稳定供应必然困难。”
英国即便付出高昂代价仍重振核电,是一记“妙招”。既守住了能源安全,又能顺应脱煤减排温室气体的时代要求,尽管起步较晚,仍稳定地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重提升至30%左右。放弃核电、选择国内可开采的煤电的德国,虽也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重提高至30%,但温室气体排放量约为英国的两倍。
瑞典在去核电的路口重新折返,也是同样原因。瑞典1980年通过全民公投设定了到2020年全部废除核电的目标,但2010年推翻了核电废止法案。2014年提出去核电承诺的社民党上台执政,但也制定了停运老旧核电站、并在其厂址新建最多10座核电机组的暂定计划。
专家指出,若仅以安全问题看待核电,韩国社会需要付出的成本反而可能更大。特别是,能够为“石油危机”那样不知何时到来的能源危机充当安全阀的发电来源只有核电。也有声音认为,与其一味将核电从能源政策中抹去,不如赋予其向可再生能源等下一代能源过渡的“垫脚石”角色。中央大学能源系统工程学部教授郑东旭表示:“对能源进口率高达96%的韩国而言,守护能源安全的核心支柱除核电别无他选”,“既要防范油价暴涨等风险,从应对可能突然到来的统一等不确定性的安全保障层面看,核电与可再生能源也应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