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型投资银行(IB)与银行的领域不同。冒险资本的供给应由资本市场主导。”
黄永基(照片)金融投资协会会长再次强调,围绕超大型IB的系统性风险争议不过是多余的担忧。特别是黄会长表示,超大型IB核准被推迟,他将其视为讨论走向成熟的过程。★参见本报18日第1、3版
黄会长23日在“证券公司国内外均衡发展方案”相关记者座谈会上,就部分人士提出的超大型IB副作用问题明确划清界限。他说:“虽然有人说超大型IB会使贷款规模扩大,但实际上他们表示要用于企业金融的资金仅为5万亿至6万亿韩元”,“与五大银行高达600万亿韩元的企业金融金额相比,这一水平并不高。”此前,金融当局计划上周将超大型IB发行票据核准相关议案提交证券期货委员会,但推迟至下月。这是因为在超大型IB启动前,国会政务委员会、金融革新委员会和银行联合会等接连发出担忧之声。黄会长表示:“Samsung Electronics、现代汽车、浦项集团等信用度高于证券公司的企业并不与证券公司交易”,“没有担保或信用等级较低、无法从银行借款的冒险资本将从证券公司筹资。”随后,黄会长还强调,针对证券公司高于银行的自有资本监管(杠杆率),也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持。
当天,金融投资协会将并购(M&A)合并价格计算自主化、投资者划分细化、解除证券公司对持股5%以上企业首次公开发行(IPO)主承销的排除规定、废除个人投资者K-OTC交易转让税、引入基金型退职年金制度等列为促进证券公司发展的核心课题。同时,黄会长主张为恢复资本市场信任,应实行惩罚性损害赔偿和严厉的刑事处罚。他明确表示,为促进证券业发展需要放松监管、赋予证券公司更大的裁量权,同时通过明文规定强力处罚来预防金融事故、恢复投资者信任。黄会长以Samsung C&T与第一毛织的合并案例说明资本市场信任不足所引发的问题。他指出:“海外发达国家由合并企业董事会决定合并价格”,“国内因对董事会缺乏信任而由法律(Capital Markets Act)决定合并价格,由此产生了副作用。”为消除副作用,黄会长主张:“应扩大董事会的裁量权,同时增加承担企业价值评估的国内IB的作用,形成良性循环。”
他强调,投资者保护应通过更为精细的投资者划分来提升信任。黄会长表示:“随着投资100亿韩元以上的专业级超级散户等投资者构成日趋多样,有必要修改规定,将他们纳入专业投资者,以使资金供给更加顺畅。”
他还主张,应取消证券公司不得为其持股5%以上企业担任上市主承销商的规定。其逻辑是,由于投入了自有资本,对公司的责任感和收回投资的专注度都会提高。黄会长强调:“如果主承销商为获取不道德利益而就财务报表和企业价值误导投资者时,将面临足以关乎证券公司存亡的严厉惩罚,那就无需担心。”
他还提出了非上市场外市场的活跃化方案。黄会长指出:“个人投资者在K-OTC交易时,除证券交易税外还会产生转让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一种成见,即认为非上市股票的场外交易存在阴暗角落,因而对其征税。”他说:“由于会造成市场本身萎缩的不良影响,应废除作为冒险资本投资诱因之一的K-OTC交易转让税。”他还认为,资产管理业界的夙愿之一——基金型退职年金的引入也将趋于明朗。他说:“即便在引入IFA、ISA和智能投顾之后,国民仍更信任银行,资金并未向证券公司发生‘货币迁移’”,“以国会通过为前提,如果从明年起引入基金型退职年金,收益率不足2%的退职年金也有望提升至4%至6%的养老基金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