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3 | 세종=김상훈 기자

核电比重随政权口味伸缩…最高层级法定规划成“无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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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布了第二次能源基本计划,提出到2035年将核电设备占全部发电设备的比重降至29%。以五年为周期的能源基本计划是能源政策的最高层级法定计划。曾提出以核电与新再生能源为两大支柱的李明博政府,在第一次计划中设定的核电比重为41%。进入第二次计划后数字骤降,当时也有解读认为这实际上已是脱核电。尽管有效期还剩一年多,文在寅政府却更进一步,宣布要彻底废除核电。当时主导该计划的嘉泉大学能源IT系教授金昌燮表示:“第一次计划中的41%,在接受市民团体等要求后,找到了22%~29%这一折中点,最终结论定为29%”,“在明年制定第三次计划之前,能源政策的根基放在第二次计划上,从法律上讲才是正确的。”

到2019年1月“核电29%”的第二次计划仍然有效

文政府无视法律与程序正当性推进脱核电

宜经充分讨论后反映在明年的第三次计划中

对于无视最高层级法定计划而推进的文在寅政府脱核电政策,担忧正在加大。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23日消息,按照2014年制定的第二次能源基本计划,政府到2035年应确保总计43GW的核电。考虑到第七次电力供需基本计划要求到2029年建成38GW核电,这意味着通过今年制定的第八次和2019年第九次电力供需计划,还需追加建设相当于4座核电机组规模(5GW)的核电。

当时专家组与政府将核电比重定为29%的理由如下。若急剧缩减核电、以煤炭或液化天然气(LNG)为主构成电源结构,能源安全可能出现问题。事实上,2011年福岛核电事故后全面停运核电、以LNG替代的日本,贸易收支大幅恶化。2010年高达6万6000亿日元的贸易顺差,到2013年转为7万7000亿日元逆差。贸易收支恶化对韩国而言尤其可能是直接打击。因为在潜在增长率下滑与朝核问题等地缘政治危机的困扰下,贸易顺差正扮演支撑韩国经济的最后堡垒角色。

问题在于,文在寅政府把这样的最高层级法定计划当成一张废纸。第二次能源基本计划的有效期至2019年1月。但政府按照文在寅总统的竞选承诺宣布,全面取消新建核电,设计寿命到期的核电依次关闭,到2080年前后实现核电为零。24日的国务会议还将审议通过核电缩减方案。立刻出现了顺序颠倒的批评。

金教授指出:“脱核电政策应经充分讨论后写入明年拟定的第三次能源基本计划,并据此在第九次电力供需基本计划中完成”,“作为政治人物的总统可以谈(脱核电),但作为行政首长必须遵守为此所需的法律规定与程序正当性,而现在只凭政治宣言就在推进政策。”

准备也不充分。若扩大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新再生能源,缺乏支撑其运行的安全阀。以2016年为准,韩国的发电设备备用率为24.6%,与西班牙(175.3%)、德国(148.6%)等新再生能源先进国相比水平极差。在没有扩大新再生能源所需成本估算、也没有替代核电的LNG供需计划的情况下,就确定核电缩减路线图。这也是出现“把电力计划硬套进脱核电理念”批评的原因。

专家们担忧,本应是“百年大计”的能源政策沦为有效期仅五年之物。中央大学能源工程系教授郑东旭表示:“像脱核电这样的能源转型政策必须以长远眼光制定,因此法律依据比什么都重要。实行脱核电的瑞典,以及制定将核电比重从75%降至50%计划的法国,都通过立法推进政策,原因正在于此”,“若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下届政权很可能重新讨论脱核电政策,届时韩国社会又难免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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