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大学时期起便资助三家慈善团体的上班族A某。虽然金额不大,但想到能帮助身处困境的孩子们,他已资助了10年。然而看到用捐款过奢华生活的重大刑事案件罪犯,以及几家挪用捐款用于私人用途的团体,他陷入了是否应停止资助的苦恼。
#. 在国内某非营利团体资助部门工作的B某,近来对每天打来的询问如何撤回捐款的电话感到为难。原因是近期有报道称,制造重大案件的人物挪用捐款享受奢华生活,以及部分团体曾发生的捐款挪用事件。接听不时打来的资助者“撤回”电话并说服他们,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多年来通过个人账户接受女儿治疗费捐助却过着奢华生活的“臼齿爸爸”李永学(35岁,已被拘留),令市民对整个捐赠制度的不信任加深。从接受资助的方式到受益信息都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捐赠文化尚未真正扎根的情况下,它们被归为同类,遭受严厉目光。
李某募集捐款的方式是通过个人账户直接募捐。李某自2005年起,以患罕见疾病“巨大牙骨质瘤”的父女故事为人所知后,不时以需要女儿治疗费为由,请求汇款至女儿或妻子的账户。主要利用主页、博客、社交媒体等,并通过部分电视节目公开账户接受资助。
通过多种渠道募集的钱被用于李某的奢华生活,如驾驶高级轿车、购买昂贵的血统犬等。现行《关于捐赠金品募集及使用的法律》明确规定,“若要募集年度累计1000万韩元以上的捐赠金(品),须向行政安全部、地方自治团体等登记募集目的、目标额、使用计划及募集者信息”(第4条),因此像李某这样的小额个人募集者实际上处于几乎无人管理的状态。
问题在于,尽管个人直接捐赠在全部捐赠中占比不大,但不信任的火种正蔓延至团体捐赠。像李某这样不经团体、直接向个人捐赠的人,在至少捐过一次款的资助者中仅占15.4%,其余约85%的捐赠都通过团体进行。若因李某此次事件导致资助受阻,可能会出现众多无辜的受害者。
公众对捐赠的怀疑并非只源于李某事件。去年8月名为“新希望种子”的团体挪用面向困境儿童捐款的事件就是典型。2014年至近期,该团体募集的捐款达128亿韩元,但实际到贫困儿童手中的只有2亿韩元。正在资助某儿童救助团体的上班族金赫中(30岁)说:“偶尔通过新闻听到慈善团体挪用捐款塞满自己口袋,就会后悔我为什么还在资助。”
公众对运营费、广告营销费等捐款运作相关行政费用即间接费用的负面认知,也助长了怀疑。据美丽基金会关于捐赠的全民认知调查“Giving Korea 2016”,一般民众认为“全部捐款中约33%被用作间接费用”,高于实务人员回答的平均21%。此外,在被问及捐赠所需条件时,全体的58.6%回答“加强捐赠团体的透明性”,显示出对捐赠团体的普遍不信任。
在捐赠文化比韩国更发达的美国,慈善团体透明性问题也不断被指出。据美国韩国国税厅资料,为帮助乳腺癌患者而设立的“乳腺癌协会”团体获得了高达5200万美元的巨额捐赠,但实际支付给患者的仅有31万2000美元,其余5168万8000美元连用途也未公开。
对此,韩国捐赠文化研究所所长安BK表示:“此事件之后,慈善团体内部开始出现自省声音,认为只有自身改变,捐赠文化才能改变”,“就连代表性团体‘红十字会’也以‘我们只使用17~18%的间接费用’的文案投放广告,竭力解决透明性问题。”
专家建议,除捐赠团体自省外,政府、媒体等为树立正确捐赠文化发出同一声音也很重要。安BK所长表示:“在‘臼齿爸爸’案例中,他能募集到大量捐款的背景是不成体系的捐赠制度和媒体的巨大力量”,“若能改善涉及捐赠的部门多达数十处的政府内部体系,以及以‘美谈’形式依赖人情呼吁募捐的媒体现行捐赠方式,就能实现更现实的捐赠文化扎根。”韩国募捐家协会常务理事黄信爱表示:“每当类似事件发生就争论捐不捐的‘低水平’捐赠文化应当摒弃”,“为了成熟捐赠文化的扎根,捐赠者、捐赠团体、政府等紧密协作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