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的就业政策五年路线图已经公布,但正如预料,其中看不到劳动市场结构改革的构想。或许是因为存在劳动改革只要求劳动界牺牲和让步的成见,劳动改革在政府的就业政策中已成为消失的概念。然而,最低工资上调与工时缩短、非正规职转正以及扩大特殊形态就业者的劳动权等,路线图中所含的大部分政策都会降低劳动灵活性、推高劳动成本,因此如果不同时谋划为企业松绑的结构改革方案,政府政策将面临巨大挑战。执政初期只需忠实履行大选承诺即可,但一两年后到了检视就业路线图成效之时,政府很可能难以一味回避劳动改革的要求。为使收入主导增长不至于沦为短期景气刺激政策,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改革也必须并行,这也是一直阐释收入主导增长论的李相宪博士等国际劳工组织(ILO)研究者的立场。从现在起就着手相关讨论与政策构想为好。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零散爆发的劳动改革要求可能偏向应然论,或演变为缺乏现实性的政治攻势,从而使务实求解的方案难以觅得。此时可供参考的资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改革案例报告《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其中包含通过分析十余个国家推进的劳动、福利、教育改革案例而得出的成功与失败的教训。据此,明确界定改革对象并获得对改革的政治支持,决定着成败。所有改革都伴随放弃既得利益和利益关系重组,因此改革过程中如何管理冲突,会使改革受挫或被扭曲。
回顾过去20年的劳动改革经验,很少有像韩国这样违背上述教训的案例。尤其不应忘记的是,未事先精细设计改革什么、如何改革,却使用与目的不相符的方法,因而经历了许多试错。以社会妥协推进便于解雇的行政指针为名,却单方面逼迫劳动界;在尚未获得政治支持的情况下,攻击政府应强行推进劳动灵活性改革,都是典型例子。无论国内外,获得对改革的政治支持都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着手工会改革时、荷兰首相维姆·科克推进劳动灵活安全性改革时,以及德国总理施罗德推行哈茨改革时,他们都明确了自己要推进的政策目标,并以政权命运为赌注埋头改革。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如此。
上届大选中主要候选人提出的劳动政策,都未能脱离上调最低工资、保护非正规职、缩小差距等向劳动界送礼的框架。何况,背靠劳动界支持、承诺通过社会大妥协解决劳动问题的文在寅政府,以强力推行雇佣灵活化的可能性我认为是零。不如建议将劳动改革目标限定为工资改革,并积极展开与劳资双方的对话和妥协。若就业路线图中的减少非正规职、1万韩元最低工资、缩短工时等所带来的劳动成本上升全部由企业承担,路线图将难以长久。只有劳资政就成本分担达成社会妥协,成功可能性才会提高。劳动界对不威胁就业的妥协也完全可能接受。更进一步,若推进不仅改革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公共与民间、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不公平的工资差距,还全面改革因工龄造成的过度工资差距的工资大改革,劳动改革也能获得成功。
崔英琦 翰林大学客座教授·前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