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公寓后销售制(竣工后销售)引入的争论再度升温。
卢武铉政府时期推进的后销售制,与在公寓开工前即进行销售的预售制不同,是在公寓建至一定阶段后再行销售的方式。金贤美韩国国土交通部部长在近期国政监查中表示,将从公共住宅开始引入后销售制,民间部分则通过住宅城市基金支援、宅地供应等激励措施,只让有意愿的企业参与。但部分在野党也要求引入后销售制,因此民间领域全面引入的可能性也被外界预期。赞成后销售制一方主张,为减少当前预售制下劣质施工造成的消费者损失,并抑制转卖销售权等投机需求,有必要全面引入。对此也有慎重论认为,若立即引入后销售制,消费者须一次性筹措高达数亿韩元的大额资金,而融资能力不足的中坚建筑公司推进项目将变得困难,最终可能导致住宅供应减少、加剧市场混乱,因此完善制度应当优先。本文刊载双方观点。
在今年的国政监查中,金贤美韩国国土交通部部长表示将分阶段引入公寓后销售制。即先从公共住宅领域引入后销售制,再以激励方式引导民间领域,从而制定后销售制路线图。虽有姗姗来迟之叹,但如今终于要实施后销售制,也是好事。
回顾历史,公寓预售制,即先销售—后施工的方式,是1977年为扩大住宅供应而引入的。当时住宅普及率仅为70%左右,住宅供应极度不足,政府因此允许预售制。当时政府担忧预售制引入会推高住宅价格,作为制衡手段同时实施了销售价格管制。此后遭遇IMF危机,为克服危机采取了销售价格自由化措施,但预售制依然维持,政策手段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参与政府为恢复平衡曾推进引入后销售制,但未能付诸实行。以市民团体为中心,不断有人主张应将公寓后销售制义务化,但建筑业界以实施后销售制必然推高住宅价格为由反对,引入屡屡告吹。高价住宅在看不到实物、也不知竣工时市场状况如何的情况下就购买,谁看都不正常。如此不正常的住宅销售制度,怎能持续40年之久?这是因为与住宅供应相关的三个主体都能获益的结构。在预售制下,建筑公司减轻了筹措工程款的负担。因为施行方或建筑公司取得土地并获得销售批准后,在施工前即可通过销售招募签约者收取定金,施工期间收取中期款用作建设资金。消费者和政府也可说是受益者。消费者在签约后2~3年入住时,住宅价格往往上涨,可获得差价收益;对政府而言,能在没有太大负担的情况下达成扩大住宅供应这一政策目标的预售制,恐怕是一张舍不得丢掉的牌。
然而现在,公寓后销售制义务化看来已不可避免。过去40年,国家实际上帮的是建筑业界而非消费者。住宅普及率已超过100%,我们生活在低增长时代,也不再是只要买下房地产就无条件享受差价收益的时代。不能再放任把劣质施工之类的损害转嫁给消费者。现在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时候了。后销售制正是使不正常的销售制度正常化之举。
为事先防止预售制带来的损害,也需要后销售制。在预售制下,不仅实际需求者,追求差价收益的投资者也会参与销售市场。这导致市场出现虚假需求、销售权被转卖等,引发住宅市场不安。此前8·2对策出台的背景与此不无关系。此外,在预售制下供应方有抬高销售价格的倾向。由于在比竣工早2~3年的销售时点定价,站在建筑公司立场上,为分散风险只能把销售价格定得较高。因为施工后能较为准确地核算工程费,而施工前难以测算适当的销售价格。
预售制的危害不止于此。建筑企业的劣质施工与质量下降问题正是其一。入住时公寓状态与签约时所见样板房不同,或出现缺陷,由此引发的消费者与施工方之间的纠纷为数不少。向韩国国土交通部缺陷审查·纠纷调解委员会提交的缺陷调解申请一年多达数千件。近期Booyoung Housing施工的京畿华城东滩2新城富荣公寓出现大量缺陷,就是典型例子。
到了这个地步,即便立场和观点不同,也难以否定引入后销售制的正当性。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引入后销售制带来的业界担忧或消费者负担增加。首先,反对引入后销售制一方主张,引入后销售制会导致价格上涨并转嫁给消费者。但住宅价格并非按成本、而是参考周边行情确定,因此难以认为实施后销售制必然导致销售价格上涨。此外,还有人担忧实施后销售制会给消费者带来筹措大额资金的负担。其实在后销售制下,也可像首尔住宅城市公社(SH)那样分定金、中期款、尾款支付,金融机构则可以建成约80%的公寓为担保设计住房抵押贷款产品。
还有担忧称,实施后销售制后中小建筑企业可能接连倒闭,住宅产业将萎缩。若想到正是以此为由,过去40年把风险转嫁给消费者,那么这种主张过于偏向住宅供应方。即便政府今后发布的后销售制路线图中包含针对中小建筑企业的方案,今后也应让大型建筑公司与中小建筑公司展开质量竞争,由消费者自行选择。这同时也是强化中小建筑企业竞争力之举。
徐淳卓 首尔市立大学城市行政学系教授·韩国城市行政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