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16 | 임지훈 기자

[外汇危机20年韩国经济再响警铃<5>]历届政权只举手术刀不动刀…20年“劳资路线图”屡屡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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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劳资关系仍停留在对立与冲突的消耗性关系,不仅企业繁荣与国家发展无从谈起,劳动者生活质量的提升也无法期待。”已故前总统金泳三于1996年4月24日,在青瓦台举行的劳动关系改革方案汇报大会上如此表示,当天包括现代汽车集团集团会长郑梦九等财界、劳动界、政界及官界人士200人出席。当天金泳三亲自发布了“新劳资关系构想”。

为在公共讨论平台上落实这一宣言,政府于5月9日成立了由劳动界、财界、公益及学界代表参加的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但各方却“同床异梦”。财界希望通过引入裁员制、派遣劳动制等实现劳动市场灵活化,并将“不劳动不付薪”法制化;劳动界则要求允许多个工会、保障政治活动等劳动基本权。当然,劳动界反对劳动市场灵活化。尤其是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从10月起有一个多月未参加相关会议。对于“因紧迫经营原因可以解雇,但须与工会或劳动者代表协商”的裁员制相关修正公益方案,当时该组织也强烈抗议称“与劳动法的民主修订相距甚远”,并表示“将展开全力斗争”。

最终未能形成协议方案,执政党于当年12月26日强行通过了劳动法修正案。当时政府解释称,为在全球化时代确保国家竞争力、遵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规范等,通过劳动法修正案不可避免,但后续冲击巨大。12月以10万人开始的罢工规模,到次年1月膨胀至30万人左右。最终因劳动界总罢工等,金泳三下令重新修订劳动法。结果多个工会获得许可,裁员制被推迟2年实施。但在1997年12月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贷款仅两个月后的1998年2月,裁员制实际上在外力推动下被引入。

已故总统卢武铉则拿出了劳资关系法律与制度先进化方案(路线图)这把手术刀。该方案于2003年9月首次亮相,政府11月最终采纳的路线图中,除允许必要公益事业单位使用替代劳动、维持不劳动不付薪原则外,还将引入劳动者拒绝雇主提出的劳动条件变更时雇主可解除劳动合同的“变更解约制度”、制定提高上级团体及大企业工会财务透明度的方案、引入绩效主义工资体系及简化就业规则变更程序等列为长期研究课题。当然,劳动界当时也高声称“卢武铉政府强推劳资关系路线图,意图扼杀劳动运动”,并持续斗争。路线图相关法案在此后三年、即2006年获得通过,但长期研究课题在十多年后的2017年至今仍悬而未决。

如此一来,每当政府推出提升劳动市场灵活性的政策,工会便屡屡以罢工等方式加以阻挡。部分方案因外部因素、另一部分则在比最初改进方案缩水后得以推行,但仍不足以令僵化的劳动市场变得灵活。

朴槿惠政府以劳动改革之名推进的劳动市场灵活化政策,甚至还未起锚便已搁浅。劳动基准法、派遣法修正案等劳动改革五大法案均未能通过国会;未经修法而引入的绩效年薪制与公正人事指针、就业规则解释及运营指针等两大指针,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被废除。这同样是因为未能跨越两大劳总的反对。

这些政府的共同点在于,无论结果如何,为实现稳定的劳资关系,在过程中都更重视“社会协约”而非“确立法律与秩序”。金泳三政府通过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卢武铉、朴槿惠政府则通过劳资政委员会,分别试图形成协议方案。翰林大学教授崔荣起强调:“我国劳动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改革议题与方法严重不匹配。”他接着表示:“历届政府必须选择,是不顾劳动界抵抗切实推进劳动改革,还是寻求妥协之道,结果都选择了妥协。”“既然如此,就应处理工资、工时等劳动界能够接受的议题。”崔教授补充说,劳动市场灵活化是应以前一种方法推进的议题,而工资、工时问题则是应以后一种方法处理的议题。

文在寅政府被评价为推行了比历届任何政权都更亲劳动的政策。问题在于工会仍固守一味斗争的战略。崔教授说:“工会一直习惯于通过大众斗争来争取,似乎至今还没有作为劳动市场管理者的主人意识。”“如果把工资上涨、就业保障、非正规职转正等全部要求一并提出,就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妥协。”

釜山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权赫指出:“过去工会对于在雇主之下只能被迫牺牲的劳动者而言,是唯一的挡箭牌,这也正是工会能获得广泛支持的原因。”“但在如今企业经营透明度提高、经营环境剧变的情况下,若工会仍像过去那样采取一味斗争的战略,反而可能得不到劳动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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