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大企业接连倒下,不良资产随之向银行蔓延。以东南、东和、忠清、京畿、大东银行被清退为开端,银行被推上惨烈的并购(M&A)战线。老牌的“朝商第韩汉(朝兴、商业、第一、韩一、首尔)”不得不摘下招牌,当时33家银行中有一半即16家被重组。这是滥发信贷的苦涩结果。
随着大规模公共资金注入、重组工作收尾,银行开始致力于此前薄弱的不良企业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经营手法。结果银行的稳健性与盈利能力大幅提升。作为银行稳健性综合指标的BIS自有资本比率,1997年末为7.04%,低于国际标准(8%),而截至2017年6月已升至15.37%。盈利指标总资产收益率(ROA)也从1997年的-0.90%提高到2017年6月的0.62%。
但透视其背后,便能立刻看出金融业只是一味涌向住房抵押贷款等容易赚钱的领域。只要扩大贷款把规模做大,靠存贷利差钱就轻易增长。存款源源不断流入,融资也不成问题。“开拓全球市场”和“提高非利息收益”至今仍只是口号。首尔市立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尹昌贤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时金融业松散,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走出去,遭遇危机后又匆忙撤退,错过了全球化的时机”,“我国金融是只专注于竞争日益激烈的内需市场的井底之蛙。”
金融委员长崔钟球7月上任的同时也直言:“靠扩大住房抵押贷款的当铺式银行经营方式可能引发金融不安。”实际上,新韩银行、友利银行、KEB韩亚银行等的企业贷款比重1999年为70%~90%水平,最近已降至40%多。银行总贷款中家庭贷款比重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不足30%,而截至去年末已升至43%。中小企业贷款仍以抵押或担保为主,银行只热衷于轻松获利,从而助推了家庭负债的激增。
亚洲金融危机20年后,企业负债比率已大幅降低,但眼下逼近1400万亿韩元的家庭负债成为引爆危机的雷管。从1999年的200万亿韩元级增至2009年的700万亿韩元级,增长逾3倍,仅7年多后又飙升至2倍规模。尽管2014年放宽的总负债偿还比率(DTI)及住房抵押认定比率(LTV)监管成为家庭负债增长的催化剂,当局不仅没有按下警铃,反而以“低利率格局、市场流动性增加、住房市场景气等复合因素所致”之类的回答,回避了实际上放任不管的批评。建国大学特任教授吴正根指出:“由于对家庭负债的诊断和处方出错,一直在失败,并可能因此走向长期萧条。”
问题在于,进入加息期,家庭负债正成为定时炸弹。随着美国预告政策利率进一步上调,国内市场利率已呈上升势头。如此一来,很可能出现以脆弱阶层为中心债务负担加重、消费受限、进而内需低迷的恶性循环。眼下相对于收入的家庭债务负担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家庭负债不良化的可能性日益升高。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家庭的总负债还本付息比率(DSR)为12.5%,是BIS开始统计的1999年第一季度以来最高值。据韩国银行数据,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脆弱借款人贷款规模为80.4万亿韩元,一年间增加了5万亿韩元。脆弱借款人指在3家以上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多重债务人,且属于低信用(7~10级)或低收入(后30%)人群。他们主要在利率相对更高的第二金融圈借款,因此问题更为严重。
前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权赫世表示:“在低增长局面下,第二金融圈的高利率债务是问题”,“浮动利率贷款比重高这一点,长期看也可能对利率变动缺乏抵御力。”按余额计算的固定利率家庭贷款比重仅为34%左右。
尤其是在低增长结构中房地产价格受到影响、加息全面展开时,银行稳健性也可能出现问题。那么就可能再次陷入实体危机→商业银行不良化→资金紧缩→整体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强调:“若美国加息与国内利率同步上升、房地产价格下跌、家庭负债问题、地缘政治风险叠加,可能进一步导致金融机构不良化”,“若再次由实体向金融蔓延并不良化,危险程度足以使国家整体经济崩塌。”也就是说,政策当局应摆脱官治金融,精细构建金融监管体系,并假设最坏情景搭建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