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28 | 박현욱 기자

[您怎么看]新设“权力强大”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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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被视为检察改革核心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新设,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交锋激烈。

18日,韩国法务部下属法务·检察改革委员会发布了设立由120名调查人员组成的公调处的建议方案。核心内容是由公调处处长领导的检察官,依据侦查权和起诉权,专门调查2级以上高级公务员及其家属的权力型腐败。当与检警的调查对象、范围重叠时,赋予其“优先侦查权”,由检警将案件移交公调处。韩国法务部决定以本次建议方案和国会搁置的法案为基础,与立法机构展开正式讨论,但仍有许多难关。公调处新设法案在过去20年间13次提交国会,但因侦查中立性争议而未能达成一致。赞成方主张,为根除高级公职人员腐败、切断检察机关与政权的勾连关系,新设公调处十分必要。反对方则反驳称,设立公调处既无法解决检察机关政治化问题,若公调处与检察机关相互竞争、推卸责任,还可能使国家刑事司法体系陷入混乱。现刊载双方观点。

近期设立于韩国法务部的法务·检察改革委员会拟定了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法案,作为检察改革的建议方案提出。对于该建议方案,韩国法务部长官提到,将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不采取政府立法,而是就议员提案的法案协调韩国法务部的立场。这似乎是考虑到国会已提交3项公调处法案。与政府分别地,国会此前就已提交的公调处法案举行听证会等,推进立法程序,但朝野之间意见分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

公调处作为检察改革方案出台,源于对现行检察权的不信任。过去检察机关受执政势力左右而政治化,执政势力则常利用检察机关控制国民。这类问题随着民主化推进逐步改善,但国民对检察机关仍抱有强烈不信任。正如上届政府所见,检察机关被执政势力摆布,未能依据宪法和法律妥善行使所赋予的权限。在政治性案件、高级公职人员犯罪案件、检察高层案件上,检察机关的消极侦查始终是批评对象。检察改革呼声高涨,检察机关自身招致的成分也不少。

公调处是针对检察机关垄断侦查权与起诉权、却在政治上误用滥用或对自家人不予正当行使这一问题的方案。对于本次建议方案,改革委员会表示,已设置确保公调处政治中立性的机制,并将专注于高级公职人员犯罪侦查加以制度化,因此将有助于防腐和检察改革。若考虑我国政治现实中的侦查对象与权限,或许有必要将公调处规模扩大至超过本次方案。然而,高级公职人员的腐败等犯罪,并非因缺少侦查和起诉的法律或机构才发生。指出检察机关政治化,并非因为我国检察机关与发达国家检察机关不同而拥有无所不能的权限。

世界范围内,将侦查权与起诉权分离或分散的国家并不多。尤其是专门针对高级公职人员设立拥有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特别国家机构,除坦桑尼亚外难以找到。虽说仅以高级公职人员为对象,但设立拥有限制国民人身自由的侦查权与起诉权的国家机构,与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情形不同,本人认为有必要以宪法为依据。

所谓发达国家也会发生高级公职人员的腐败或犯罪。但它们并不设立特别机构。检察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人事权独立阻断检察机关政治化。即便公调处建议方案在处长推荐委员会、国会人事听证程序、通过自身人事委员会选拔成员等方面设置了政治独立机制,在我国政治现实中也难以说独立性因此得到充分保障。而且即使新设公调处,在检察机关自身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也不能说检察机关已经改革。相反,若处理不当,两机构竞争或视情况推卸责任,反而可能仅使国家刑事司法体系陷入混乱。

设立国家权力机构确实是需要格外慎重的问题。虽说公调处的侦查对象限于高级公职人员,但其影响波及全体国民。国民一直对权力层腐败感到愤怒,并对检察机关任意、消极的侦查感到失望和不信任。然而对于检察权的误用滥用,既有弹劾这一强有力的控制手段,也有追究责任进行人事处理的办法,但过去几乎未加运用。原因在于,检察机关政治化与权限误用滥用的背后有执政势力。历届政府大同小异。设立公调处能否解决这类问题令人怀疑。相反,若公调处以监督高级公职人员腐败与犯罪的意志过度行使权限,或将引发更大问题。

若国民希望且确有必要,也可以设立公调处。但更重要的是,先行改善法律与制度,使侦查权与起诉权能够以对任何国民都一致的标准公正、透明地行使,并使执政势力在意识上转变为不利用检察机关。设立公调处不应只考虑其益处,因而是需要更加慎重的问题。此外,当下为实现检察改革,应从相关法律的修订开始。

金相谦 东国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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