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28 | 박현욱 기자

[您怎么看]新设“权力强大”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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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被视为检察改革核心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新设,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交锋激烈。

18日,韩国法务部下属法务·检察改革委员会发表了设立由120人规模调查人力组成的公调处的建议案。核心内容是由公调处处长领导的检察官依据侦查权和起诉权,专门调查2级以上高级公务员及其家属的权力型腐败。当与检警的调查对象、范围重叠时,赋予其让检警将案件移交公调处的“优先侦查权”。韩国法务部决定以此次建议案和国会待审法案为基础,进入与立法机构的正式讨论,但仍有许多难关需要跨越。公调处新设法案在过去20年间13次提交国会,但因侦查中立性争议未能达成共识。赞成方主张,为根除高级公职人员腐败、切断检察与政权的勾结关系,新设公调处必不可少。反对方则反驳称,设立公调处并不能解决检察政治化问题,若公调处与检察相互竞争、推卸责任,可能使国家刑事司法体系陷入混乱。本文刊载双方观点。

清算积弊是这个时代的第一课题。去年冬天烛光市民同声呼喊的正是如此,为了国民成为主人的新时代也是如此。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即公调处,将发挥清算积弊最前线桥头堡的作用。

一直折磨我们的积弊,大多披着以合法装饰的巧妙外衣横行。那是权力给予的甜蜜糖果,而毫不犹豫攀附该权力的检察等司法权力,时常以法律之名将这些积弊含糊掩盖。帝王式总统与检察共和国,以及一贯无能的国会渎职等以最糟糕的形态结合,正是积弊的行进,其结果便是干政。

已持续20多年的公调处讨论正面突破这种积弊。本应铲除积弊与巨恶的机关理当是检察。但由总统任命、因而拒绝摆脱该政权意志的检察,距离这一使命过于遥远。虽说检察端正国家才能端正,但自我放弃职责的检察反而成为无所不能的权力,只是在上届政权的干政中再添一份力。因此市民社会一直要求设立一个替代已失去信任的检察、站在独立中立立场上对抗权力、揭露权力腐败与违法的新机构。

实际上,部分人误以为公调处是检察改革的一种方案。但公调处的实质在于调查并惩处此前无人或任何人都不敢轻易触碰的权力型腐败与不正。立即纠正违逆民主化的权力滥用与误用,果断铲除工业化副产品——政经勾结的腐败或“甲方蛮横”的弊害,从而以法律控制权力、以正义端正社会,这才是核心任务。当然,调查对象中也包括检察,且由于分享检察的侦查权与起诉权,很难说与检察改革完全无关。或许以设立公调处为契机,检察自感羞愧并高举自我改革旗帜,就能给国民带来一举两得的喜悦。但不应忘记,公调处的核心在于清算权力型积弊。

不久前法务检察改革委员会提出的公调处设立方案,就再次引发这一讨论而言值得欢迎。然而部分人批评该方案是恐龙组织,或是屋上架屋的机构。自由韩国党称“因为总统可以左右它,所以反对”。这些反驳各有一定道理。但大多未脱离狗尾摇动狗身的格局。因为重要的只是设立公调处这一清算积弊的组织,其余争议不过是在国会立法过程中通过合理审议与讨论加以整理的极琐碎的细节。

目前关于设立公调处的法律案不少。除国会提出的方案外,还有参与连带等市民团体提出的方案。它们比起公调处的权限问题,更倾力于如何使公调处作为中立、独立的清算积弊机构运作。因此提出了让公调处成为无所属国家机关的方案、让国会主导公调处组织的方案、让曾是检察共和国主角的检察官无法插足公调处的方案等等,任谁看来都能保障客观性的方案不在少数。以立法者的智慧、以市民的集体智慧,完全可以制定出最大化公调处角色与功能的方案。而当存在这种政治性、社会性共识时,公调处的中立性便能得到最为牢固的保障。

尽管如此,以部分在野党为中心提出公调处不可论,实在令人遗憾。因为这是本末倒置的主张。不应主张因为可能被总统掌控而反对设立公调处,而应就如何建立独立于总统的公调处集中意见。再次强调,清算积弊是这个时代要求的最大课题。公调处是为此最现实、最有效的方案。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检察,即使不反省自身过错,至少不应拒绝这个迫切时代的要求。

韩相熙 建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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