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27 | 서일범 기자

[危机中的韩国金融监督院,有无出路]“监管惯例需改善,但须警惕自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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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监查院的审计结果将招聘腐败和员工违规行为暴露无遗,使成立20多年的韩国金融监督院陷入最大危机,历任负责人对此一致表示“应以此为金融监督院重生的契机”。即应以此次危机为转机,将金融监督院的组织重新设计为能够发挥员工个人能力的方向。但他们也警告,不要因意识到外部批评而只是大幅强化内部规制等失误,从而形成内部回避担责的被动文化。

前金融监督委员会副委员长尹庸鲁建议:“金融监督院以公开招聘为主培养人才,因此纯血主义浓厚,这些人不了解市场,由此产生了问题”,“希望能够研究像海外金融监管机构那样积极引进外部市场专家的方案。”即应从零点全面革新组织,集中培养金融监督院员工的专业性。特别是针对组长级以上的人事积压问题,尹前副委员长强调“这是崔兴植金融监督院院长应亲自审视的问题”。一位要求匿名的前金融监督院副院长也建议:“金融监督院每逢危机都革新组织,但晋升等人事激励并未真正到位,导致制度未能落地”,“这次应该仔细审视这一方面。”

对于金融监督院近来强调金融消费者保护,尹前副委员长反应谨慎。他表示“稍有不慎,就可能把人力集中配置到不相干的领域,出现只能向金融公司多收分摊金的问题”。这被解读为委婉地表达:金融消费者保护是费时费力、需要人力的业务,若只补强这一部分,可能会疏忽稳健性监管。

历任负责人担忧,金融监督院此次危机可能使金融圈整体的放松规制气氛冷却。当前正是金融圈需要结合金融科技与区块链技术进行竞争与创新的重要时期,但若因此次事件在金融监管当局内部弥漫保身主义,活动空间可能进一步收窄。前金融监督院院长权赫世表示:“真的很担心此次事件会使监管当局的活动空间变窄”,“如果员工陷入敷衍了事和保身主义,损害将回到普通国民和金融公司身上。”权前院长还要求:“金融监督院每出一次事故,对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等的放松规制就更加困难”,“应反思金融监督院内部紧张感是否下降,从‘危机’模式转为了‘平时’模式。”

前金融委员长陈东洙担忧“消极行政日后可能成为毒药”。2011年储蓄银行事件中,负责人因渎职受到处罚,导致金融监督院整体萎缩,此后中层管理层因担心法律责任而形成了缩手缩脚的文化,这种消极监管惯例仍在持续扩散。一位前金融监督院高层人士也指出:“检方有时以渎职为问题,2015年Keangnam Enterprises事件时却以滥用职权为问题,标准摇摆不定”,“在金融监督院内部,‘不要按自己的信念办事,做到不出问题的程度就行’这样带有自嘲的箴言至今仍在流传”,指出消极行政已全面扎根。

部分历任负责人也毫不吝惜地忠告,金融监督院此次危机或许被夸大,但不应只觉得委屈,而应以此为重整旗鼓的契机。为使韩国金融产业跃升为世界一流,坚定不移地扮演灯塔角色,这正是金融监督院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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