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哭着说:“在国外生活后回国的初一孩子交到了朋友,我本来很高兴,可那个朋友是被同学排挤的‘校园孤立者’。我的孩子仅仅因为和那个孩子做了朋友,也被孤立了。我知道不该这样,但面对孩子被孤立的事实,我实在无法坐视不管。苦恼之后,我让孩子不要再和那个孩子来往。”
这番话足以让养育孩子的父母产生共鸣。这位女性说:“我学过应该包容被孤立的孩子,也知道那才是成年人的胸怀,可我做不到。我为自己心里只有自私的母亲之心而羞愧和痛苦。”
听到这位女性坦诚的倾诉,四周传来阵阵抽泣声。这是上月末Seoul Economic Daily附属白想经济研究院与首尔图书馆共同主办的“上班去我的人生——下班路上的人文学”讲座现场。这位女性向以“在让人屈膝的现实中守护自我的疗愈故事”为主题登台授课的神经科专科医生郑惠信和心理策划人李明秀,如此含泪坦白了自己的心声。
令这位女性痛苦的成年人之心与母亲之心。如今在大韩民国各处显现的矛盾,看来与此并无多大不同。明知以成年人之心不该那样做,却仍各自站在自身立场上主张:家长之心与青年之心、社长之心与工会之心。这正是矛盾非但无法弥合、反而只会扩大的原因。
最典型的就是非正规职的正规化。文在寅政府正在推进非正规职归零,但这绝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随着综合编成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等大量广播公司出现,岗位大幅增加,但非正规职多于正规职。即便同为非正规职,也不尽相同。按工作天数领取工资的日工也不计其数。日历上红色的休息日被排除在工作天数之外。工资也只是最低工资水平。单从工资看,一句话就是“热情薪”。
仅看到这里,非正规职转正和加薪似乎理所当然。但广播公司的处境也并不宽裕。赤字累积,连按时发放工资都很吃力。为此推迟支付给外包公司的制作费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外包公司的经营困难只是别人的问题。
加班时间问题也是一样。我熟识一位中小企业社长,他给员工月平均400万至500万韩元,自己只拿300万韩元。是多年的熟人。当活儿多、员工加班或休息日上班时,他照付加班津贴,却还要看员工的脸色。因为员工更愿意休息而不是工作。他抱怨说,淡季时上班时间也常常闲着,可一旦活儿多起来就讨厌加班的员工,让他只觉得心里不好受。他说,每逢此时,想坦白说出自己究竟拿多少钱的冲动不止一两次。员工休息时,他仍常常“月火水木金金金”地干活。今年连暑假都没能休。
因青年就业和延长退休年龄问题而凸显的工资峰值制,其制度初衷固然完全可以理解,但一旦转换为必须守护一个家庭的家长之心,想法就不一样了。在不知何时会被公司挤出去的情况下,若连工资也减少,能否照顾好找不到工作在家闲着的“袋鼠族”子女和频繁出入医院的年老父母,必然让人忧心。虽然理解经营层对扩大青年雇佣和延长退休年龄所带来的高成本结构的苦恼,却也想视而不见。这些无法达成妥协、反而以矛盾形式爆发,正是当下韩国经济的现实。
然而,本应把这些凝聚为一体的政界却令人叹为观止。就连安保问题也因阵营逻辑而混乱不堪。“脑子归脑子,嘴巴归嘴巴”。人们之所以说政治家嘴里说出的真话只有打哈欠,大概也正因如此。
对韩国经济面临的危机、应走的方向和解决办法,多数人的认识大体相似。要分的蛋糕没有变大,这一事实大家也都清楚。而闯出这条路的方法,无论是经营者、员工还是政治家,都没有太大不同。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的是,不要只从自身立场考虑,而要以成年人之心各让一步,达成大妥协。只有这样,共生才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