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就业岗位的企业似乎心存畏惧而保持沉默,代表排名前7.5%劳动者的大企业和公营企业强硬工会却如虎添翼。总统似乎把代表企业的韩国经营者总协会视为积弊而加以训斥,并以劳工界出身人士填补了劳动行政的要职。作为独立机构的最低工资委员会顺从了政府三年内上调最低工资60%的要求,好不容易引入的公共部门绩效年薪制成了一场空,而涉嫌违法之处颇多的广播工会罢工则呈现出政府与执政党相助的局面。或许是因为最低工资上调过多而心生不安,政府一边表示将向中小企业提供3万亿韩元以上支援加以安抚,一边宣称实现公共部门非正规职零化、抬高了非正规职教师的期待,待正规职教师反弹后又以提高津贴为名让此事作罢。
尽管宣布要做“就业总统”并设立由总统担任委员长的就业委员会,就业形势仍在恶化。虽称创造81万个公共部门岗位也会带动民间岗位好转,但把增加公务员看作就业对策的人并不多。即便公共部门与财政支出扩大能提振内需,税负加重也会使民间支出能力下降而被抵消,因而难以期待效果。意识到这一问题,政府表示将通过“富人增税”只提高大企业法人税和高收入者的税率。但由于政府制定的财政扩张规模实在庞大,担忧不仅房地产、还会通过强化增值税而引发税收炸弹的声音日增,政策陷入两难。
或许是觉得在就业问题上忽视企业、强调公共角色有些反常,总统向大企业会长们请求配合。但依然前后矛盾。扩大内需没错,但把家庭核心资产房地产视为投机问题而抑制需求,并大幅削减社会间接资本(SOC)预算,等于政府在压制内需。结果就业人数增幅骤降,青年失业率升至1999年以来最高。继造船之后主要产业陷入危机,防止失业扩大而非扩大就业,可能成为更紧迫的课题。在通常工资问题引发人工成本炸弹担忧之际,汽车危机论也四处流传。韩国通用的撤离、进入中国的汽车和流通企业因高空导弹防御系统(THAAD,萨德)报复而停产及出售,再加上正处于超级景气的半导体也可能一夜之间下滑的警告接连不断。
就业问题的核心关键词是技术变化。就此而言,为积极运用新技术而设立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委员会本值得期待,但因地位下降等原因正不温不火。由于几乎所有岗位都在中小企业,而风险企业的就业创造效果更大,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的作用也令人期待,但别说部长人选,连部门的使命都不明确。为运用新技术而把监管从正面清单改为负面清单方式,方向是对的,但能否照此实现仍存疑问。放松监管会促进竞争、威胁企业与劳动者的既得利益,工会一直以公共性或民主化等逻辑加以反对,由背靠劳工界的政府来推进看来更加困难。
岗位数量会随景气好转而增加,但生产率不提高,岗位质量就无法改善。2000年代初受中国效应带动的景气繁荣使就业以中小企业和非正规职为中心增长,但岗位质量下降了。要提高岗位质量,就应引导中小企业积累资本、提升技术实力并关注人力资源开发。为此,政府应放松监管以促使企业增加新事业投资,中小企业资金支援也应由重量转向重质。应要求大企业工会配合抑制工资上涨和灵活化用工惯例,缩小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差距,使中小企业能够获得优秀劳动者。为此,应要求影响大企业劳资关系的公营企业工会作出示范。金泰基 檀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