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釜山、江陵、天安女中学生殴打等残忍的少年犯罪接连发生,主张下调刑事处罚年龄限制的声音日益高涨。
刑法规定,对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不予刑事处罚。取而代之的是,依据少年法,10~13岁(触法少年)实施犯罪时移送少年部,接受社会服务、保护观察等保护处分。此外,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最高刑期仅为有期徒刑15年,即便是杀人等暴力犯罪也最多只能判处有期徒刑20年,因此有人指出,处罚免除和限制年龄反而成了少年犯罪的挡箭牌。主张下调处罚年龄标准的一方认为,刑事未成年人年龄的规定已逾60年,应随时代变化加以修改,才能减少日趋凶残的少年犯罪并有效保护受害者。反对一方则反驳称,认为国内青少年犯罪在增加只是错觉,严惩少年犯最终只会带来量产成年犯罪者的副作用。现刊载双方观点。
严惩犯罪青少年的呼声再度被唤起。去年如此,更早的10年前也是如此,青少年犯罪的严重性通过媒体始终是老生常谈的题材,严惩对策也总被讨论。事实上,一直被当作青少年犯罪对策提出的强化处罚政策所幸仅停留在讨论层面,而这期间青少年犯罪持续减少。不仅是绝对数量减少。考虑到青少年人口减少,计算青少年人口相对犯罪率的下降幅度,可见青少年犯罪的减少远超青少年人口的减少率。然而我们社会依然认为青少年问题很严重。这是错觉现象。
所谓应严惩少年犯,包含两层内容。第一,不依据少年法作为保护案件处理,而与成年人一样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第二,进一步下调可受处罚的青少年年龄,扩大可受处罚的青少年对象。两种方式均以让青少年在犯罪之前认识到刑罚的可怕为基本前提。我国只有讨论而没有政策评估数据,因此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加以考察。
对青少年强化处罚的效果,可通过美国的刑事移送制度加以讨论。美国社会同样一直为青少年不良行为或犯罪问题所困扰。上世纪90年代,社会要求对青少年不良行为与犯罪问题采取新的强硬政策。当时美国选择了刑事移送制度。刑事移送制度是指打破与我国类似的保护青少年的少年法,即使年龄较小,若实施了特定犯罪或再犯风险较大,便不移送少年法院而移送刑事法院,与成年人同等处罚的制度。通过该制度,可刑事移送的年龄被下调,可刑事移送的犯罪种类也增加,实质上扩大了对青少年犯罪的严惩政策。1979年仅在美国14个州实施的这一制度,到1995年扩大至21个州,2003年扩大至31个州。那么面对严惩,青少年放弃了不良行为与犯罪吗?遗憾的是,当时美国抑制少年犯再犯率的政策失败了。被刑事移送并受到更严厉处罚的少年,其后所犯罪行数量多于在少年法院接受教育与保护处分的少年犯,反而处罚之后到再犯的间隔时间也变短了。
他们被打上犯罪者的社会烙印,未能接受为青少年改造而设的个别化教育,只是度过单纯隔离的时间后便被放回社会。而且,通过刑事移送制度被决定移送成人刑事审判的青少年,是问题青少年中更为弱势、家境更贫困的孩子。也就是说,青少年刑事移送制度中也原封不动地反映了该社会刑事司法制度的矛盾与不平等。关于这些副作用的研究报告称,青少年在接受处罚的过程中并未反省,反而首先领悟到世道不公、没有必要守法努力生活。最终,美国自2004年起选择重新提高刑事移送年龄并缩小刑事移送范围。
这种严惩的反效果并非只出现在青少年问题上。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同样如此。单纯的监狱隔离只会养出社会怪物、增大社会威胁,并不能解决犯罪问题。而且其社会成本也相当可观。以2011年为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花在监狱上的钱比花在教育上的钱多1.5倍以上,但犯罪问题并未解决。以加州为例,入狱的犯罪者每增加一人,每年约需花费5500万韩元,而对一名学生仅花费900万韩元左右。面对触法少年利用不会受罚这一事实的幼稚言论而愤怒、并单纯强化处罚之前,我们还有太多未曾尝试的保护与预防政策。
犯罪政策是为了人们的安全,而非人们的愤怒。就像普通人并不是因为害怕处罚或受过严厉处罚才享有当下安定的社会生活一样,他们也是如此。犯罪发生后,首要之务是专注于受害者生活的恢复,并切实反思加害者被造就的原因。
下调刑事处罚年龄真的必要吗?若是如此,首先应证明严惩青少年具有犯罪抑制效果。要用数据,而不是请愿和民怨。
朴美朗 韩南大学警察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