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釜山、江陵、天安女中学生殴打事件等残忍的少年犯罪接连发生,主张下调刑事处罚限制年龄的声音日渐高涨。
刑法规定,不对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实施刑事处罚。取而代之的是,依少年法,10~13岁(触法少年)实施犯罪时移送少年部,接受义务劳动、保护观察等保护处分。此外,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最高刑期仅为有期徒刑15年,即便是杀人等重大犯罪也最多只能判处20年有期徒刑,因此有人指出,处罚免除和年龄限制反而成了少年犯罪的护盾。主张下调处罚年龄标准的一方认为,规定已逾60年的刑事未成年人年龄应随时代变化加以修改,才能减少日益凶残的少年犯罪并有效保护受害者。反对一方则反驳称,认为国内青少年犯罪增加只是错觉,严惩少年犯最终只会产生量产成年犯罪者的副作用。现刊载双方观点。
按现行法,未满14岁免除刑罚,犯罪时未满18岁的少年,无论罪质如何,最高只能判处15年有期徒刑。但“釜山女中学生殴打事件”“江陵十几岁青少年殴打事件”等可被怀疑滥用该制度的案件接连发生,市民要求改进的呼声也日趋强烈。笔者鉴于青少年犯罪日益凶残,赞成下调少年犯刑事处罚限制年龄、废除少年法上量刑限制条款的主张,并拟举实际案例论述其合理性。
笔者接触过的小学六年级(满12岁)A、B、C等女生结成团伙,表现出所谓“Iljin”的行为。她们对在钢琴培训班认识的五年级D某(满11岁)说“明天是A的生日,不要礼物,准备现金”,拿到了1万韩元。此后又以同样方式多次向D某榨取钱财。父母觉得病态般厌恶上学、只要钱的女儿反常,逼问D某后得知了这一事实。D某的家人该如何解决这一现实状况呢。
韩国由国家独占刑罚权。换言之,实际上即便遭受犯罪侵害,受害者也无法自行对加害者施以处罚,只能借助国家帮助。而警察负有保护国民生命、身体、财产的义务。但可以有把握地说,现行制度给警察等相关公务员执行少年司法带来了不小负担。实施盗窃、殴打、榨取等不良行为的13岁以下少年对一线警察辩称“你们不能处罚我啊”“随便你们,按法律来试试看”,而因此手足无措的警察和受害市民随处可见。即便将他们移送少年部、作为保护案件处理,也需耗费不少时间、经过繁琐程序,因此在防止再犯或保护受害者方面很可能遭遇相当大的困难。
善行应受赞扬、犯罪应受相应处罚,这是童话书里才有的陈腐真理。但现行法却让这种常识无法通行。D某的案例在身边不难找到,但要找到能确保实效性的一贯解决方案也并不容易。
笔者接触过的受害者父母,第一,暗中确认加害学生的父母是否能管控和管理他们;第二,审视教师是否积极;第三,调查警察负责部门的工作态度;第四,掌握辖区法院的处分惯例。最后,若基于这些过程判断正式程序不会有效,便会以“无奈之下”的方式安抚、劝说加害者,并在受害者安全之前亲自加以保护。
将刑事未成年人标准规定为未满14岁是在1953年9月。正如64年间韩国社会经历了急速变化,儿童的身体和精神成长速度也相当加快,仅凭外貌判断少年的年龄也变得不易。少年法上对青少年死刑、无期徒刑的缓和条款制定于1958年7月。当时规定为犯罪时“未满16岁的少年”,2007年12月修改为“未满18岁的少年”,韩国法制处也未提出明确的修改理由。因此可以推测,现行制度规定的年龄标准反映的是立法技术上的便利,而非学术依据。十年可使江山变。如今是讨论符合现实的制度改进的时候了。
笔者个人认为,应将刑事未成年人年龄下调至未满12岁,并废除少年法上的量刑限制规定。这并非主张对犯罪少年施以严酷刑罚,而是意在为国家正当履行基本义务提供手段。现行刑法第51条规定,法院量刑时应斟酌△犯人的年龄、品行、智力与环境△与受害者的关系△犯罪的动机、手段与结果△犯罪后的情况。笔者认为,只要忠实遵循该条款,少年法所追求的少年健全成长之宗旨也完全能够维持。
郑世钟 朝鲜大学警察行政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