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的外交安全团队在总统不在国内期间演变为相互对立的冲突局面,有评论指出,自政府成立初期就被预料到的内部矛盾终究还是爆发了。批评认为,今年6月在韩美首脑会谈和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部署等问题前夕就不断抛出未经协调的言论、加剧安全忧虑的主要人士,在朝鲜接连进行核与导弹挑衅、危机感进一步升高之际,不仅未能浑然一体,反而自乱阵脚,加深了国民的不安。
外交安全团队为何不断出现摩擦?该政府的外交安全团队从政权起步阶段起就一直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尤其是在卢武铉政府时期主导外交安全政策的“自主派”倾向人物接连加入外交安全团队后,这一点开始被指为问题。包括总统统一外交安全特别助理、延世大学特任教授文正仁,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南官杓,国防部次官徐柱锡,重视多边外交的外交部长官康京和,以及南北对话专家、统一部长官赵明均等新加入的外交安全核心人物,与重视四强中心外交和韩美同盟的同盟派、强硬派难以口径一致。
事实上,随着萨德部署问题、韩美首脑会谈、朝鲜发射导弹与核试验等对朝议题日趋复杂,外交安全团队的不同声音也越来越多。6月,文正仁特别助理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抛出“如果因为萨德问题解决不了而破裂,那还算什么同盟”等言论,引发争议。当时青瓦台发出“黄牌”,表示“已严肃传达文特助的言论无助于韩美关系”。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金基正在获提名后不久,因教授时期的处事争议而落马。自此,青瓦台内外开始出现担忧之声,认为外交安全团队内部已展开看不见的角力。
一度似已平息的争议近来再度升温。上月29日青瓦台表示“(朝鲜)已到达红线临界点”,而31日国防部长官宋永武则称“已越过红线”,由此再次点燃的争议在对战术核武器的立场分歧上达到顶点。文总统14日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我不认同我们应重新引入战术核武器的想法”。此前4日,宋长官在国会曾暗示有意研究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而文总统亲自出面予以否定。18日更出现宋长官直接批评文特助的局面。
本应发挥综合指挥塔作用的青瓦台未能履行职能,也被视为外交安全团队出现裂痕的原因之一。一位要求匿名的大学教授指出:“既然是宣示以施压与对话为对朝政策基调而成立的政权,就应在维持政策大方向的同时,由青瓦台细致协调发出信息的时点、信息的语调等,给出一致的信号,但它没有发挥这一职能。”他还指出:“很难指望青瓦台国家安保室连文特助的言论都加以控制”,但“至少在战术核武器问题上,本应有青瓦台层面统一立场并通报所有政府部门的过程”。
青瓦台内外还有具体说法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的掌控力不足。本应掌握主导权、决定外交安全议题,但其他幕僚反而声音更大。郑室长的经历局限于通商也是问题。郑室长出身外务高考,曾任外交通商部通商交涉调停官,是“通商通”,但在安全领域较为薄弱,自其任命之时便有争议。也有观点解读称:“郑室长在安全领域没有专业性,自信也不足,因而在外交安全议题上也掌握不了主导权。”
还有人提出外交安全领域“船夫”过多的问题。目前青瓦台国家安保室为一室长、二次长、八秘书官体制。与朴槿惠政府时期相比,次官级的次长增加了一人,秘书官增加了三人。工作人员定员也从22人增至43人,增加了20人以上。一位外交安全专家指出:“人员多虽有优点,但从近来的情况看,似乎在朝着凝聚意见所需时间变长的方向运作”,“秘书官中新设了国防改革秘书官等职位,但业务分工也有不明确之处”。青瓦台之外,外交安全特别助理一职是本届政权新设的,国防部长官、外交部长官、统一部长官乃至国务总理都纷纷出面,抛出涉朝言论。
在外交安全核心团队的自乱阵脚不断扩大之际,外交安全实务层面也显现出积弊矛盾的表露。尤其是外交部,虽然以清算积弊、与旧政权划清界限为由强调人事及组织革新,但本应提出明确方向的上层未能理顺关系,实务层面对当前课题束手无策。甚至在朝核危机升温、需处理东北亚地区现实议题的东北亚局长一职上,在康长官首次人事之前,内部还曾指出日本线(Japan School)垄断的问题。不仅是Japan School,北美线(Washington School)也已被摆上砧板。批评认为,这些人长期把持重要职位,使外交部的纯血主义与封闭主义成为顽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