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7年9月号。</b></font>
金融业中最高效、最具压倒性优势的“盈利机器”高盛,在监管强化的时代陷入苦战。如今这家银行的优越地位正受到大型金融竞争对手以及灵活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挑战。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提出了让高盛重回巅峰的方案。<br>
<br>2016年公司概况:高盛<br>营业收入377亿美元<br>利润74亿美元<br>员工3.44万人<br>年均股东总回报率(2011~2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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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尔德·贝兰克梵一直忧心忡忡。这位日后成为高盛首席执行官的人物,在哈佛读书时只是个来自纽约市边缘地带的瘦小学生。他担心自己无法在学业上与那些看起来比他聪明“好几光年”的私立高中毕业生竞争。他曾向笔者坦言:“我出身布鲁克林,但真的是个乡下人。”他的忧虑延续至哈佛法学院时期,又延续到他担任税法律师的多诺万·莱热(Donovan Leisure)律所时期。在1981年被高盛收购的商品交易商J. 艾伦公司(J. Aron & Company)也是如此。他为了做黄金交易而在收购前一年进入该公司,但当时几乎不具备与工作相称的资历。
贝兰克梵(62岁)自2006年6月起担任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那是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而离开公司的时点。他依然忧心忡忡。他期待税法与监管改革(只要在华盛顿政界的巨大混乱中还能推进)能帮助高盛重夺其本应拥有的地位:华尔街最高效、最具压倒性优势的盈利企业。但和往常一样,他因不确定将发生什么而忧虑。他说:“我不想在五年之后回望现在,说‘过去十年是黄金期’。”“那会是非常凄惨的事。但谁知道呢?经历了40天洪水的人,可能在洪水第三天说‘哎呀,雨下得真大,但很快就会停的’。所以谁知道呢?”他反问道。
对高盛和贝兰克梵本人而言,过去十年无疑是混乱的时期。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随后监管的审判随之而来。分离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以及限制美国银行风险资产投资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是其代表。由此,高盛似乎比任何金融机构都做得更好的高收益自营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受到极大限制。美国大众文化杂志《滚石》(Rolling Stone)嘲讽这家投资银行是“披着人皮的巨型吸血乌贼”的报道,也是令人难忘的事件。贝兰克梵本人也因开玩笑说高盛和同业在做“上帝的工作(God's work)”而遭到猛烈炮火。他最近还面临严重的健康恐慌:2015年被诊断为淋巴瘤后,接受了数月的成功治疗。他的主治医生也表示病情正在好转。
公司业务和个人健康上的危机可以过去。但贝兰克梵如今正被完全不同的忧虑困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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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长期担任二号人物的加里·科恩(Gary Cohn)最近离开公司,进入华盛顿担任特朗普总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由此高盛不得不进行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管理层重组。此外,摩根大通、美国银行以及富国银行等在规模和资本方面更大的竞争对手,正实现历史最高或接近最高的营业利润。相反,高盛仍在艰难适应监管环境(公司不得不把风险资产投资压缩到低于其可承受的水平)。但华尔街的许多人士预计,科恩与另一位出身高盛的财政部长史蒂夫·姆努钦(Steve Munchin)将寻找放松监管的方案。
另一方面,与高盛长期竞争的摩根士丹利正赢得业界分析师的掌声。他们认为摩根士丹利通过收购美邦(Smith Barney)进入了以费用为基础的稳定资产管理业务。而高盛仍坚信投资银行与交易将再一次主导华尔街。担任华尔街分析师数十年的盖伊·莫兹科夫斯基(Guy Moszkowski)比较道:“高盛的战略是‘只要等待,世界就会向我们想要的方向靠来’。与此不同,摩根士丹利的战略是‘像抓住牛角一样正面挑战’。”他目前担任Autonomous Research的负责人。
第二是所谓金融科技产业的威胁日益加剧。许多以硅谷为基地的金融公司正利用互联网,使数百年来由华尔街独占的业务变得不再必要:它们直接连接想借钱或投资的人,与创业或扩张业务需要资金的人。当然,目前威胁还不算大。因为初创企业主要在信用卡和学生贷款市场“采摘低枝上的果实”,做的多是容易的生意。但金融科技公司参与华尔街主要收入来源——股票及债券承销以及企业贷款——的那一天,已经不远。
这些担忧因近期的利空,在今年4月被大幅放大。当时高盛公布了令人失望的2017年第一季度业绩。在被认为能够稳固掌控的债券交易部门,发布了堪比业绩冲击的惨淡营业收入增长率(1%)。这与主要金融竞争对手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形成对照。华尔街的担忧随之加剧:作为地头蛇的高盛怎么会如此不堪地滑落?投资者和分析师感到疑惑。因为其他所有银行都借长期持续的特朗普行情大赚利润。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年3月每股达到253美元最高点的高盛股价,到6月初跌至212美元。
但要贬低高盛还为时过早。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377亿美元的贝兰克梵的公司,在今年《财富》500强排名中位列第78位。营业利润达74亿美元,同比上升22%。高盛在全球市场仍具有强大影响力。由于科恩和姆努钦在特朗普政府中处于相当有权势的位置——另一位出身高盛的迪娜·鲍威尔(Dina Powell)担任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副助理——在许多外部人士看来,“政府萨克斯(Government Sachs)”如今仍似乎在有效地主导世界。
但高盛在华尔街当前局势中是否占据了好位置,确实值得怀疑。华尔街一边是传统的大型银行,另一边是更加灵活的初创企业。以最先捕捉大型业务机会而闻名的高盛,如今是否仍具备这种能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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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位持有25亿美元高盛股票的明智投资者在高呼“激流中的平静”。他就是“奥马哈的先知”、伯克希尔·哈撒韦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他通过邮件表示:“我对预言没有太大兴趣。但有一点我几乎百分之百确信(无论监管、技术和市场出现什么变数),高盛都会成功适应市场。我已经看了几十年这样的景象。”
2015年9月,一则消息在华尔街广泛传开。当时贝兰克梵亲自宣布自己患上“治愈可能性非常高的淋巴瘤”,随之出现了对首席执行官本人及银行未来的“合理担忧”。高盛会很快任命新的经营者吗?会像所有人猜测的那样由科恩成为他的继任者吗?或者(就像贝兰克梵当年取代看似会被指定为保尔森首席执行官接班人的约翰·塞恩(John Thain)和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而被选中一样)高盛董事会会试图寻找更年轻的经营者?在201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问题是华尔街好事者谈论最多的谈资。
在可俯瞰纽约港的41层办公室进行的最近一次采访中,贝兰克梵对笔者说:“2015年‘相当长一段时间’身体状况不好。但回头看,那些症状每个人都能说出理由。”他还开玩笑说:“如今只要能做到,什么都可以为(那些症状)找到解释。”
例如他体重在下降。当时他说:“我一直努力减肥。所以我以为是减肥特别成功。”他说:“实际上我以为是突然想到了新的减肥方法。”他开始传播那种减肥方法。“因为我减肥成功了,我开始向人们建议减肥的方法。”
没过多久他得了感冒。他说:“那时是夏天。我以为是过敏症状。”但随后伴随而来的是疼痛。贝兰克梵补充说:“当时我在运动。所以以为是身体酸痛。”“这样的事不断发生,开始累积起来。”他记得自己与几个人一起走路时,曾让他们放慢速度。“他们说‘不对,劳尔德。是你走得慢。已经很久了’。就字面意义而言,事实就是如此。”他去找了医生。医生告诉他,如果再晚两周,他就再也走不了路了。当时发现的75个肿瘤仍在不断变大。
他决定在2015年9月16日接受组织检查。一般这类手术在早上一起床就进行。但贝兰克梵已经约好要在曼哈顿中城皮埃尔酒店的《华尔街日报》活动上发表演讲。那天与总编辑杰拉德·贝克(Gerard Baker)进行访谈时,贝兰克梵虽然面色苍白、略显虚弱,但除此之外大体看上去很开朗。他尤其被问到许多与唐纳德·特朗普人气急升相关的问题。身为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长期支持者的贝兰克梵批评特朗普的部分主张“荒谬”。他还说,一想到特朗普可能把手指放在核武器发射按钮上,就“快要疯了”。贝兰克梵还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把特朗普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译注:美国第七任总统,曾维持奴隶制并强制迁移原住民等 评价为相似的人物(最近特朗普把被拿来与自己比较的杰克逊肖像挂在白宫办公室)。
主治医生拿到组织检查结果时,贝兰克梵还留在医院。主治医生对他说:“马上开始抗癌治疗吧。”当中心静脉导管(PICC)被插入时,他把自己的病情告知了高盛董事会。随后与管理层进行了通话。在电话交谈期间,医生们正在进行痛苦的骨髓组织检查。他说:“尽管如此,我专注于通话,并没有感到疼痛。”
高盛就贝兰克梵的病情发表了声明。内容是他需接受数月抗癌治疗并减少工作安排,但仍能领导公司。在抗癌治疗期间,他并未感到太大痛苦。他回忆当时说:“有一个星期真的很难受。”
他更担心可能导致自己死亡的感染。抗癌治疗后,他的白血球细胞数几乎降到零。他即便在办公室走动时也随身携带体温计。因为反复测量体温是最快判断是否感染的最佳办法。他说:“体温一旦超过38度,就得马上去医院。”本已几近光头的贝兰克梵还失去了眉毛。他对笔者说:“我有照片可以给你看。”“我的样子看起来很奇怪。就像站在冬天尽头的(垂死的)莱克斯·卢瑟(Lex Luthor)*译注:美剧《超人前传》中出现的光头超级恶棍。”据说贝兰克梵被诊断为淋巴瘤后,人们说他此前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就不太好。他反问他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抗癌治疗有效。贝兰克梵说现在癌症正在缩小。他坦言:“我觉得还不错。”“问题是,等我有了那种确信的时候,太老又会成为另一个问题。所以我恐怕不会有任何平静。”
他的眉毛正在重新长出。腹部也在一点点鼓起来(在我们交谈期间,他喝完了一整瓶甜甜的斯图尔特(Stewart)橙味饮料。这是在曼哈顿很难找到的饮料)。他的幽默感依旧像从前一样引人苦笑,并带着刺人的锋利。在讲完关于自己病情的故事后,他对笔者说:“你真该觉得我可怜。”
贝兰克梵不会很快离开公司,这是明确的事实。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也在两年前成功完成食道癌手术后更加专注于经营。事实上贝兰克梵目前是华尔街任期最长的首席执行官(在高盛辉煌的历史中,他的任期是第二长,仅次于守住首席执行官之位35年、1969年在办公室去世的传奇人物西德尼·温伯格(Sydney Weinberg))。
恢复健康与专注力的贝兰克梵表示要带领高盛闯过金融产业的重要拐点,显示出坚定的姿态。目前经济已进入更强劲的增长态势,失业率与利率也处于低位。假定华盛顿政界将在监管上后退一步,那么华尔街从现在起就应为繁荣做准备。
贝兰克梵对公司未来的愿景并不新鲜。他的目标与过去那种让全世界几乎所有金融公司都嫉妒高盛的方式相比,并没有太大偏离。他希望高盛成为尤其在问题复杂时被选中的金融中介。他仍期待公司成为华尔街最顶尖的投资银行。
他强调:“我们是投资顾问。”“我绝不认为投资咨询已经过时。我们是战略顾问。在私募基金和资产管理部门管理客户的风险资产。而且我们是金融业者。通常是被客户选中的金融业者。金融状况越复杂越困难,我们就会收到越多请求去解决那个问题。”
他相信,不仅美国市场对复杂金融解决方案的需求会持续增加,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也会更多地需要高盛的服务。“因为一直在那些国家把根基打得很好,所以感觉不错。”
随着投资者从费率较高的主动(Active)投资转向费率较低的被动(Passive)投资*译注:主动投资主要买卖个别标的,被动投资则按指数机械地买卖纳入的标的,降低费率的压力正在加大。但贝兰克梵似乎对高盛资产管理公司(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的业绩感到满意。该公司“监督管理(Supervision)”——高盛这样称呼资产管理——的资产规模从一年前的1.275万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375万亿美元。
据贝兰克梵所说,高盛近年来面临的问题在于公司业务“与成长性密切相关”。此外,除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持续低增长,华尔街也在以“略显严酷”的方式承受新引入的各项监管。
贝兰克梵诊断说:“近年来低风险投资大幅增加。因为人们害怕亏钱。”而且他们担心被指违反沃尔克规则,或以非法方式使用资本。他指出:“会有人说‘这是本不该承担的风险’。太多的监管正让人们变得极为谨慎、极度厌恶风险。”
他解释说:“公司的课题是按‘自己擅长的方式’赚钱。”他还提出疑问:“哪个领域会成长?还有,为了实现更高的增长该做什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对高盛而言的一个答案似乎在于面向普通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贷款。这几乎等于回到1860年代。当时共同创始人马库斯·戈德曼(Marcus Goldman)曾以打折的价格从华尔街的供货商手中买入赊账债权。高盛方面今年2月也向《华尔街日报》表示:“我们是银行。所以必须像银行那样行动。”
过去148年间一直回避大众的高盛,如今要以自己的方式开展贷款业务。高盛方面解释说:“我们有机会构建高毛利的贷款业务。因为我们尚未在普通客户已借入2万亿美元规模贷款的市场上竞争。如果我们在那个市场做得非常好,把贷款规模逐步扩大到1000亿美元,也会对现有业务有帮助。但我们不必做到那种程度。因为没有任何人认为那是我们的核心业务。”<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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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在金融科技上也有一定投资。公司去年作为提供新的在线零售金融服务的一部分,设立了Marcus。该服务对3万美元以内的贷款不收取手续费。目标是那些想把高成本信用卡债务转换为高盛小额、低成本贷款的个人。(以公司创始人名字命名的)Marcus至今在最初6个月的营业期间,共发放了约10亿美元贷款。贝兰克梵强调:“高盛没有历史悠久的B2C业务,也没有银行分支机构。所以必须利用公司的技术专长打造个性化定制的金融产品。”他补充说:“我们不把贷款证券化后卖给投资者。因此我们可以提供接近个性化定制的贷款产品。”这意味着借款人可以选择贷款条件、月供以及还款时间。
此外,位于盐湖城的小型商业银行高盛银行美国(Goldman Sachs Bank USA)最近突然积极地通过互联网吸收存款。这家银行向存款人提供1.05%的利率。比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高出4倍以上。高盛的商业银行迄今吸收了1250亿美元存款。与大通的1.4万亿美元相比不足挂齿,但相比2008年的280亿美元可以说是大幅增长。
如果高盛对消费者贷款“只把脚趾轻轻浸入”的试水战略成功,贝兰克梵计划进一步扩大消费者贷款业务。他解释说:“通过技术专长在线接触客户的方式,与我们公司的优势正好契合。如果客户体验是我们的弱点之一,那么我们的强项之一就是技术。在线平台和算法交易、风险管理是其代表。”
高盛曾一度是华尔街最大的综合投资银行。但在把贝尔斯登(Bear Ste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推向破产的金融危机之后,沦为最小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账面上的资产规模——与管理资产不同——约为9500亿美元。拥有美林的美国银行、收购了垂死的贝尔斯登但最终放弃该业务的摩根大通,以及收购了美联银行(Wachovia)的富国银行等银行,持有的资产几乎是高盛的3倍以上。主要竞争对手摩根士丹利的员工约达10万人。这得益于从花旗集团收购美邦,并积极进军经纪业务。高盛没有值得一提的经纪业务。员工人数也仅约3.5万人。
贝兰克梵并不预期高盛会把业务扩张到传统的商业与消费金融。他说:“我们不像其他许多公司那样做全能型金融业务。我们不做那种事。如果那样做,公司的体质也会改变。就得把员工增加到22.5万人,还得做设立分行和资金管理业务。会成为完全不同的公司,或许是更好的公司。但那不是我们在历史上一直保持、一直渴望的样子。那么在危机时,拥有多样金融服务和业务部门的大规模金融公司会更有利吗?是的。但那对(我们来说)等于是经营另一家公司。企业文化也会变得不同。”
贝兰克梵也是人。他对摩根大通能实现年净利润250亿美元的能力也有一定程度的羡慕。但他更关注的不是绝对的利润总额,而是通过高盛的业务组合可以实现的自有资本收益率(Return On Equity,ROE)。他说,在过去几年的低增长环境中,像大通那样拥有庞大的贷款组合可能会更稳定:“但也有很多时期我们的利润规模远远大于他们,占据压倒性优势。如果我们照搬他们的业务,利润会大幅减少。那个(贷款)业务极大地受经济周期左右。”
目前他对高盛的自有资本收益率仅为10%左右感到遗憾。这显然达不到他所希望的水平,但仍高于大型商业银行向投资者提供的收益率。
贝兰克梵指出:“提升高盛ROE的一个办法,是缩减大型银行必须强制具备的资本规模。”他认为资本要求过高。他断言:“如果我们用少25%左右的资本开展同样的业务,就会实现第三高的ROE。”<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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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美联储理事丹尼尔·塔鲁洛(Daniel Tarullo)辞职。过去6年,他实际上是华尔街的“监管总司令(Regulator-In-Chief)”。以他的辞职为契机,贝兰克梵对放松监管抱有了希望。塔鲁洛是金融危机后高呼对银行实施严格资本监管的代表性监管拥护论者。华尔街形成了共识:无论特朗普总统任命谁接任塔鲁洛,都会更理解银行的视角。
史蒂夫·艾斯曼(Steve Eisman)也在押注这种前景。作为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著作《大空头》(The Big Short)(在同名电影中,史蒂夫·卡瑞尔(Steve Carell)把他刻画得令人难忘地精彩)原型人物的这位资深投资者,对包括高盛在内的金融股持乐观看法。他相信在特朗普政府之下,金融当局会以“另一个角度”评估资本要求等银行的安全网,沃尔克规则也会被放宽。如此一来,银行就能回购更多自家股票,也能增加风险资产投资。他主张:“银行一旦获得更多杠杆手段,ROE就会大幅上升。高盛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贝兰克梵最近最费心的事是构建新的管理层。科恩的离开使相当程度的结构调整变得必要。戴维·所罗门(David Solomon)与哈维·施瓦茨(Harvey Schwartz)被选为科恩的继任者,担任新的联席总裁兼联席首席运营官。格雷格·莱姆考(Gregg Lemkau)与马克·纳赫曼(Marc Nachmann)升任投资银行的新联席负责人,接替了所罗门的位置。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拉丁裔出身的R. 马丁·查韦斯(R. Martin Chavez)——手臂上有日文纹身——取代施瓦茨被任命为首席财务官。查韦斯的任命象征性地显示出高盛正与时代一同演进。
贝兰克梵说,特朗普总统不会仅仅因为高盛的履历就选择科恩、姆努钦和鲍威尔(但他把这当作自豪之处)。他表示:“我认为那个选择是合理的。特朗普和我一样看到了我在他们身上发现的优点,这让我心情很好。”
但贝兰克梵指出:“实际上高盛出身者进入华盛顿政界也有缺点。”这是同为民主党支持者的人们难以轻易认同的主张。他说:“给杰克·卢(Jack Lew,前财政部长)打电话,比给史蒂夫·姆努钦打电话要容易得多。”“我在想必须更加小心、更加自制。”也就是说,与金融危机时给保尔森打电话(他常那样做)相比,现在的情况不同。他补充说:“因为想到人们正密切注视着,变得敏感多了。”
他说:“失去科恩和鲍威尔,在经营层面既有变得更难的事,也有变得更容易的事。”“因为员工日常都受到富有挑战精神的加里(科恩)的影响,我并不想让他走。我和加里很亲近。高盛的许多事情都是围绕他擅长的事、他想做的事,以及他长久以来的人际关系而组织起来的。所以必须把那一切重新调整和替换。”
尽管如此,贝兰克梵仍承担着构想公司未来管理层的重要责任。他解释说:“那个构想因科恩的辞职而稍微变得容易了些。”“你可以再留住某个人两年。但因此也可能失去另一个能工作十年以上的人。这是事情发生之后才得到的合理领悟。”
那么贝兰克梵自己在高盛的未来会如何?他再留两年,会不会错过能带领高盛十年的下一代领导者?(不知这信息是否有价值,不过华尔街大体的预期是,几乎不为人知的前首席财务官哈维·施瓦茨在今后几年积累更多经验后将出任下一任首席执行官。)
贝兰克梵对笔者说:“不要觉得惊讶。我大概不会永远留下来。从第一天起,人们就对我接任首席执行官不太乐意。但仓促离开的决定不能随便做。当然,视情况我可能决定继任者,董事会也可能解雇我。所以我会等到合适的时机。如果有人对我说是时候该走了,我会充分理解那种状况。”
但就目前而言,他留在位置上看起来更好。借用他的说法,“因为还没有人解雇我”。
综合考虑所有实际情况,贝兰克梵最近相当地恢复了生气。他过去把98%的时间浪费在担心那些只有2%可能性的事情上。但现在他更积极一些。“我心情好多了。所以现在我把99%的时间用在1%的可能性上。”<br><br>
■ 半满的杯子?还是只剩一半的杯子?<br>高盛股东在过去几年取得了超过整体市场和金融股平均水平的收益率。但这家银行的股价大幅落后于最大竞争对手摩根士丹利。<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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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处于整体中等水平<br>从高盛的总资产收益率(ROA)可以看出,近年来它未能超越华尔街的主要竞争对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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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 / BY WILLIAM D.CO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