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法务部下属法务·检察改革委员会18日向韩国法务部长官建议的《关于设置和运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法律》,核心在于彻底的侦查权独立。其宗旨是,只有具备政治中立性的公调处坚定不移地展开侦查、“惩一戒百”,才能防止高级公职人员的各类权力型腐败犯罪。为此,改革委员会设置了法律上的任职限制事由,如公调处处长和副处长须在检察官离职1至3年之后才能被任命。此外,还对其离职后在青瓦台、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任职以及被任用为检察官设置了限制机制。除预算独立之外,对公调处职员、派驻机关职员等也赋予保守职务秘密的义务,这同样与侦查权独立一脉相承。
特别是将检察官及警务官级以上高级警察公务员的一切犯罪界定为“侦查机关公职人员犯罪”,规定只能由公调处侦查,从根本上阻断了此前检警侦查中被提出的“护自家人”质疑。这被解读为,意在于财政以及案件信息外泄和侦查层面都加入彻底的监督与制衡功能,彻底封堵侦查独立性受损的可能。
但也有人指出,该法案尚未跨过国会门槛,忧虑就已大于期待。原因在于,公调处可能崛起为“另一种权力”,而且从法律所载的侦查管辖来看,与其说能针对高级公职人员权力型腐败犯罪实现稳定侦查,不如说可能引发混乱。
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设置和运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法律》第20条(与其他侦查机关的关系)。该法规定,“(检察、警察等)其他侦查机关着手侦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时,应毫不迟延地将要点通报公调处处长”。同时明确,“公调处处长认为由公调处侦查更为适当时,可要求移送案件;其他侦查机关除实施强制处分或有其他特殊情形外,应响应公调处处长的移送要求”。这样一来,公调处可能被凸显为各执法机关的上级机关。
此外还有担忧认为,加入搜查扣押、申请逮捕令等强制处分或“特殊情形”这类模糊条款,可能在侦查机关之间引起混乱。意即改革委员会当天座谈会上所表述的“公调处处长运营之妙”,稍有不慎便可能变成无所不能的权力,或引发侦查机关之间的不协调。
一位法律界人士指出:“仅从关于设置和运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法案来看,实际上所有执法机关的首长都可能变成公调处处长。”他还指出:“高级公职人员腐败犯罪也可能在大企业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浮现,而此时解释权同样在公调处处长手上,侦查走向会因其选择而改变。”也就是说,赋予公调处所谓的选择性侦查优先权,等于赋予公调处处长左右整个侦查的巨大权限,而其他侦查机关则可能沦为要看公调处首长眼色的境地。
另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改革委员会的立场是,随着公调处新设,各机关之间可能展开良性竞争,但现实可能不同。”他表示:“之所以出现‘屋上架屋’的批评,也是因为与公调处将拥有的强大权力相比,缺乏制衡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