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月达沃斯论坛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讨论,因李世石九段与AlphaGo的对局而掀起一场热潮。例如,涉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报道从去年3月的440余篇跃升至今年4月的4300余篇,数不清的论坛至今仍在举办。在韩国门户网站上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自动补全词条,“生存下来”“不确定的未来”“对劳动市场的影响”等排在前列。据称政府即将启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委员会”,并发布“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跨部门综合对策”。
在历史上,“工业革命”这一术语由阿诺德·汤因比于1884年在其遗稿《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讲义》中首次使用。此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在其过程完全走完很久之后才被定义和引入的。而从第三次开始,虽与“信息革命”或“网络革命”相互交织,却在尚未形成学术定论的情况下就遭遇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海啸。因此,国内外围绕概念与术语的争论纷纷。诸如“这是上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的流行语”“会不会像上届政府的绿色增长或创造经济那样消失”“为什么只在韩国这么火”等等。
今年5月,韩国科学技术团体总联合会进行了“科技界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认识”调查。结果显示,2350名科技人士中有89%回答“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在“关于将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主要政策处理的问卷”中,回答“是激活科技创新(ST&I)与社会发展活力的可取政策”的占43%,回答“需要更具体的概念确立”的占31%,回答“有必要观察全球层面的趋势”的占20%。若解读这一结果的含义,可理解为革命正在进行中,因此导出政策优先顺序、形成共识十分重要。
无论如何称呼,最近国内外的技术创新形态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指数级(exponential)变化。现场如此激烈波动,而研究开发(R&D)与技术转让的监管和制度却停留在过去。未考虑R&D特性的审计制度及其背后的不信任,正在削弱科技界的自律性、创造性和士气。在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2016年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中,韩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国家中位列第5,处于上游。但细看之下,R&D投资部分为第2位,而对新文化的态度为第26位、科学教育为第19位等,处于下游。这意味着R&D的基本土壤不佳。
科技行政体制的高效化也是课题。科技与信息通信技术(ICT)被编入同一部门,在以两者融合为要旨的融合创新局面中可能是优势。然而,与虽属科技领域之一却性质截然不同的信息通信同居之后,普遍存在科技治理(管理体系)相对被削弱的认识。消除这一点并取得协同效应是有待解决的课题。此外,为激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领域,需要摆脱科技创新的线性模型,转向所谓的四重(quadruple)螺旋模型。因为产学研官与市民社会从科技活动的规划到开发普及全过程相互联动的融合型合作十分迫切。
在必须创造新增长动力的长期危机局面下,比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术语是否妥当的学术争论更重要的是政策应对。必须以主动应对“已经到来的未来”的政策意志及对此形成的共识为基础。成败取决于能否在为时未晚之前实现逆转、着手开拓前沿。因此,对新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期待更大。但不应忘记,期待越大失望也越大。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转折期,现在正是需要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彻底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SWOT)分析,发挥优势、弥补劣势,把风险变为机会的政策设计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