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在1995年曾说“我国政治是四流,官僚和行政组织是三流,企业是二流”,因此受到金泳三政府的责难。随即遭到报复性税务调查等压力,三星集团最终道歉,但当时舆论评价认为,这番话毫无遮掩地揭示了政界等我国社会的水平。
从那以后过了20多年,如今我们的社会改变了多少?政界成了一流吗?文在寅政府成立已过100天,但从一系列如同作战般单方面向企业施压的行为来看,似乎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倚仗权力的政权独断专行,看来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万古不变的法则。不,看到代表大韩民国的全球企业三星集团和现代汽车身处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政府却仍只顾提高嗓门整肃“军纪”,而在真正该出手的情况下却袖手旁观,甚至让人觉得还不如从前。
25日,李在镕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因崔顺实干政案在一审中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令人陷入种种思绪。正如许多法律界人士所指出的,在直接证据不足、也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不去论究法律逻辑,而是以“默示请托”这一模糊依据将李副会长定罪,让人难以摆脱这是在文在寅政府压倒性支持率之下的舆论审判之感。也有不少说法认为,在文在寅政府推动财阀改革的背景下,李副会长成了代表性的牺牲品。这也是部分人甚至直白批评称,欧洲中世纪的猎巫行动竟在21世纪的大韩民国公然上演的原因。
特别是,本案的本质正如审判部所阐明的,是朴槿惠总统向企业索要资金,而企业在现实中无法拒绝,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违法行为。究竟有哪家企业能够拒绝气势逼人的权力者的要求?财界一位人士反驳说:“哪家企业没有悬而未决的难题?”“如果要用‘默示请托’这种含糊的标准来定罪,企业掌门人恐怕都得被抓进去。”
现代汽车集团的处境与三星一样令人难以接受。31日,审判部在起亚汽车通常工资诉讼一审判决中支持了工会一方,要求将定期奖金和午餐费等认定为通常工资。与预期不同,本次诉讼的核心争点“诚实信用原则(信义原则)”未被适用。这与2013年甲乙汽车零部件通常工资诉讼中以信义原则为依据判定不可追溯适用的判决完全相反。业界愤愤不平地表示,该判决没有考虑此前关于通常工资的劳资协议和社会关系,以及对汽车业和整个产业界的巨大负面影响,只停留于“固定性”等狭义的法理解释。更难以理解的是审判部“起亚汽车完全有支付能力”这一脱离现实的认知。现代起亚汽车因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报复措施,上半年在中国销量减半,无力向零部件企业支付货款而停产,全球市场份额不断下滑,却说起亚汽车经营并不困难,实在令人瞠目。汽车业界人士郁闷地表示:“媒体连日大篇幅报道现代起亚汽车的危机,唯独审判部身处另一个世界。”
本来财界近来就在检方、韩国国税厅、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等的全方位查处压力下呻吟。这也是有观察认为文在寅政府已把企业当作“清算积弊”的对象、开始舞刀的原因。或许正因如此,面对非正规职转正、最低工资和法人税率上调等难以承受的政策,企业连一声都不敢出。一旦提出反驳,就会因反企业情绪而遭围攻,甚至被斥为反腐败的对立面、腐败集团。
我想问,这究竟是作为“政策伙伴”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正常关系吗?是可取的沟通吗?刀握在政治权力手中,但大多数国民仍把政界列为道德性最受质疑的群体。也就是说,政界谈论积弊企业根本说不通。躺在病床上的李会长,会如何看待身为超一流企业掌门人的李副会长被四流的我国政治绊住手脚这一事实?恐怕会流下血泪吧。/jsh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