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30 | GEOFF COLVIN

富国银行能否重振?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7年8月号。</b></font>

这家银行看上去就像感染了病毒(一种把零售事业部变成非法强推销售的电话营销部门的疾病)。丑闻爆发后,代价惨重。目前的疑问是,这家拥有165年历史的银行能否治愈病态的文化,重新让股东们为之振奋。<br>

<br>2016年公司概况:富国银行<br>营收942亿美元<br>营业利润219亿美元<br>员工26.91万人<br>年均股东总回报率(2011~2016)7.5%<br>

<br>去年9月富国银行幽灵账户丑闻的消息爆出时,公司股价的反应与平常无异:反而上涨了。

美国众议员随即给富国银行贴上了“犯罪企业”的标签。深夜电视节目主持人也猛烈批评这家银行,原告们提起了(按公司最近估算)数十亿美元的诉讼。但即便在9月的那个星期四(这一天,记忆中最离奇、最令人震惊的金融丑闻之一暴露于世),富国银行的股价依然毫不在意地上涨。

投资者对银行员工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开设210万个虚假存取款账户和信用卡账户的消息,也并未太过在意。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以下简称CFPB)的说法,那是“早已广泛蔓延的非法做法”。丑闻爆发后,政府监管机构CFPB对富国银行开出了1亿美元的史上最高罚款。这家银行向洛杉矶检察机关和美国货币监理署(the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支付了8500万美元的和解金。尽管如此,华尔街分析师与投资者一样,并未太过慌张。在审视这家公司(今年《财富》500强排名第25位)的30多名专业人士中,没有任何一人给出“紧急重估”的意见。三周过去,媒体关注度稍有回落,当时富国银行CEO约翰·斯坦普(John Stumpf)还在众议院委员会上平静地主张“那场丑闻完全没有实质内容”。

从狭义上说,他的说法是对的。公司在丑闻爆发后的下一季度仍实现了53亿美元的利润。在3月结束的最近一个季度,利润更是达到55亿美元。连续18个季度实现50亿美元以上营业利润的惊人记录得以延续。企业史上取得这一成绩的另一家公司只有苹果。去年富国银行的利润规模仅次于苹果、JP摩根大通和伯克希尔·哈撒韦,位列第四。

银行存款额也大幅增长,达到历史最高的1.3万亿美元。公司股价自然也从去年10月的短暂下跌中反弹,上涨了20%。除了(突然退休的)斯坦普自己离开公司之外,一切都很顺利。外部人士很难找到幽灵账户门衍生出的“实质性”损害的痕迹。

长期以来在斯坦普手下任职、随后接任CEO的前首席运营官(COO)蒂姆·斯隆(Tim Sloan)在5月接受《财富》采访时表示:“假设我们坐上时光机回到去年夏天。如果问人们‘考虑到未来6个月将发生的事情,富国银行还能继续每季度创造50亿美元以上的营业利润吗?’,他们当然会说‘这个嘛,不可能吧’。但看看结果。”

事实上说得没错。

然而,正如斯隆坦率承认的那样,丑闻留下了相当大的后遗症。富国银行承担着未在季度业绩中显现的“隐性成本”。说话温和、来自密歇根的斯隆(57岁)承认:“从声誉这个角度——客户如何看待我们和我们的团队成员、其他利益相关方如何看待我们等等——确实存在一些影响。”(他在进入最高管理层之前,曾在富国银行的法人金融部门工作。)受此影响,曾被竞争对手持续列为“全球最受尊敬企业”之一(2016年《财富》排名第25位)的富国银行,今年干脆落榜。在面向普通民众的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最新企业声誉调查中,这家银行也从“最引人注目的100大企业”第70位跌至第99位。排名比富国银行更靠后的企业只有不良气囊生产商高田(Takata)(据美国政府称,该公司还与数起汽车致死事件有关)。哈里斯解释说:“在进行了18年的企业声誉调查中,这是跌幅最大的一次。”一些城市认为富国银行近来腐败,最近回避与其推进新业务。

在此事接近收尾的6月初,旧金山联邦法官正在审查富国银行就消费者提起的幽灵账户集体诉讼提出的1.42亿美元和解金,看起来将会获批。但公司员工和股东等提起的其他诉讼仍未解决,未来可能产生更大成本。该银行最近将“可合理估计”的损失额预计为20亿美元。更糟的是,联邦及州检察机关正在向银行方面提出信息索取要求。他们有可能作出刑事起诉的决定。由于这一切在这家拥有165年历史的银行仍在进行中,曾经良好的声誉可能进一步受损。

(虽然看似没有实质影响)能够衡量这种担忧的事件,发生在今年4月年度股东大会的投票中。尽管创下令人羡慕的利润新纪录,部分董事仅勉强获得续任。董事会议长史蒂夫·桑格(Steve Sanger)仅获得全部票数的56%。富国银行股东、特拉华大学约翰·L·温伯格企业治理结构中心(University of Delaware's John L. Weinberg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主任查尔斯·埃尔森(Charles Elson)批评道:“只获得大约一半的支持,如果还毫无异议地继续下去,那就是出了问题。”“董事会需要重组。任职5年或10年以上的董事都应该退下来。”

斯隆正认真且紧迫地处理这一问题。他在接受《财富》采访时强调:“我们正专注于全面重新审查并纠正违规事项,同时打造一家更好的公司。”“第一项课题是重建与员工和客户之间的信任。”他还补充说:“必须把有能力的员工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并激励他们。最重要的是营造关注投资者的文化。”至少到目前为止,最知名的最大股东沃伦·巴菲特仍对富国银行抱有信任(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将继续持有其所持富国银行5亿股中的大部分)。

纠正富国银行的钥匙,首先在于弄清“故障”的原因。哈佛商学院教授比尔·乔治(Bill George)疑惑地说:“如此成功的一家银行,怎么会陷入这么大的问题?”(这位美敦力(Medtronic)前CEO现任高盛董事,同时也是富国银行的客户和股东。)那么多聪明人怎么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犯错?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财富》在过去几个月里努力寻找答案。但还没能写出这个案例研究的结论。或许暂时还会继续如此。不过,目前掌握的故事已经抛出了令人警醒的信息。<br>

<br>其中之一是适用于所有企业的教训。哈佛的比尔·乔治教授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没有任何人能断言‘那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有企业丑闻的故事都始于组织文化。富国银行的情况也是如此,至少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业部的文化出了问题。由此,处于销售最前线的员工得不到约束。他们享受着足以伪造数百万个客户账户的放纵。形成了管理层可以掩盖并淡化、甚至有意视而不见的环境。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换个角度看,正因为那些最恶劣的文化特征在银行的成功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90年末,主要以加州为中心运营、业内排名第9的富国银行,曾一度是美国盈利能力最强的银行。甚至在2015年超越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登上全球市值最高银行的位置。目前位列全球第二,位居JP摩根大通之后。

(非法与成功的)这种两面性并不适用于富国银行整体。但它是富国银行零售金融事业部氛围中的重要因素。内部被称为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的该事业部,是整家银行中规模最大、盈利能力最强的部门。对外也扮演着公司招牌的角色。

零售银行的管理层并不把自己视为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家。相反,他们把自己看作销售金融产品的零售商。丑闻之后,富国银行董事会设立的特别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他们平时把零售银行比作非银行零售商”。例如,该银行的分行使用“门店(Store)”而非“分行(Branch)”的称谓。当12个月员工离职率达到41%(这是令人担忧的高水平)时,管理层判断这一数字按一般零售企业的标准属于正常,因此没有太多可担心的理由。但高离职率意味着不熟练的员工众多。这一点在向客户销售追加金融服务方面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交叉销售(Cross-Selling)”。事实上所有银行都希望做更多交叉销售。开设活期存款或普通存款账户的客户,可能还需要汽车贷款、透支保护(Overdraft Protection)服务或信用卡。一位客户在一家银行购买的金融产品越多,银行赚的利润就越多,这位客户流向其他银行的可能性也越低。这就是所有银行都做交叉销售的原因。但没有任何银行做得像富国银行那样过分。

对交叉销售的执着,始于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诺威斯特(Norwest)收购富国银行的1998年。当时诺威斯特的CEO理查德·科瓦塞维奇(Richard Kovacevich)采用了知名度更高的富国银行作为合并后公司的名称。他推动了一项让员工向每位客户平均销售8个金融产品的“Go for Gr-eight”运动 *译注:意为伟大的Great与表示8的Eight的合成词。这看起来是个极为雄心勃勃的目标。因为大多数银行的目标是平均2~3个。但科瓦塞维奇坚持这一目标值。出身诺威斯特、在接任科瓦塞维奇之前曾主管零售金融的斯坦普也是如此。另一位出身诺威斯特、被斯坦普称赞为“美国最优秀的银行家”的卡丽·托尔斯泰特(Carrie Tolstedt)也是如此。她在2007年56岁退休之前,一直经营零售事业部(托尔斯泰特离任6周后幽灵账户丑闻爆发)。“Go for Gr-eight”运动直到去年仍是零售事业部明确的目标。富国银行因这种“向前冲”销售文化的成果而令业界羡慕。该银行在人均产品销售上占据压倒性优势:业界平均为2.7个,而富国银行创下了销售6.1个产品的前所未闻的纪录。业内人士怀疑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然而所有经营方针都不可能永恒。员工会察觉方针是如何被操纵的,或者由于环境变化,原本有用的目的无法维持。也有达成目标后就结束的情况。所有这些情况都适用于“Go for Gr-eight”运动

。然而管理层似乎忘记了它的局限。年复一年,这场运动的强度不断加大。尽管如此,他们没有做任何加以约束的事。每当警报响起,公司荒谬而阴郁的卡夫卡式(Kafkaesque)官僚主义都会阻挡必要的措施。

最早的警报在2002年春天响起。实际上,科罗拉多分行的所有员工都参与了共同造假,为达成销售目标而发行客户并未申请的借记卡。董事会报告也说明,“如果按联邦法律的规定解雇所有员工,分行实际上就会空无一人”。因此富国银行利用监管例外条款,采取了只留下部分基层员工的措施。其余所有员工都退休或被解雇。

在富国银行,开设客户未申请的账户或发行卡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属于违规事项。当银行发现员工的违法行为时(2002年以后查出的更多),相关员工被解雇。高层管理者相信这一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但不道德的员工并非“失灵(Dysfunction)”的原因,而大多是其结果。问题在于无法达成的销售目标,以及压力之大足以让一般汽车销售点看起来像清闲的冥想休息室的销售文化。<br>

<br>许多销售组织按周或按月汇报结果。部分地区富国银行的分行行长必须每小时给地区经理(District Manager)打电话汇报销售业绩。结果分行行长严重依赖员工的销售量。在部分案例中,柜台员工每季度至少要销售100个金融产品。个别员工在分行、地区、大区层面持续且公开地接受销售业绩评估。从柜台员工到地区经理及其上司,在所有层级,达成销售目标的人受到祝贺,而未达成的人则公开受到侮辱。有时还会被降职或解雇。

一位前员工在接受《财富》采访时坦言:“我们被强制接受关于可能有问题的销售做法的培训。不接受培训就会被解雇。”一位前分行行长在2013年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揭露:“如果达不到配额,就会不断受到‘你将去麦当劳打工’的威胁。”另一位前分行行长表示:“员工说服一位女性流浪者,开设了6个每月手续费39美元的活期和存款账户。”这篇报道引发了洛杉矶检察机关的调查,最终导致检方和其他有关部门采取行动(去年9月与富国银行达成和解)。

洛杉矶检方在诉状中指出,“管理者为了让员工完成无法达成的配额,不断地骚扰、发怒、贬低和威胁员工”。“管理者常常告诉员工,只要是完成配额所需的事,什么都可以做。未达成目标的员工不得不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后无偿加班。并且(或者)还面临终止合同的威胁。”

这样的信息明确地传递给了所有零售银行员工:据董事会调查,那条信息是“通往成功的路就是比同事卖得更多。相比盈利能力或客户满意度,就是单纯地向每位客户销售更多金融产品”。所有员工都知道,公司的目标值对大多数分行和员工而言是“难以实现的梦幻业绩”。部分分行来访客户数量少,或者当地居民过于贫困,并不需要多个金融产品。银行管理层把整体配额称为“50对50计划”。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大约一半的地区能够达成目标。但任何借口都不被容许。完不成配额就必须付出代价。

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幽灵账户的开设。员工开始向既有客户发行他们并未申请的信用卡,或用虚假邮箱地址(例如noname@wellsfargo.com)额外开设存款账户。客户完全不知情。稍微安全一些的办法是用朋友和家人的名义开设幽灵账户。据董事会调查,有一位分行行长,其十几岁的女儿有24个账户,成年女儿有18个账户,丈夫有21个账户,哥哥有14个账户,父亲有4个账户。

罪行已经足够恶劣。但从企业文化层面看,更糟糕得多的问题是管理层的应对:他们什么都没做。连最起码的有效措施都没有采取。表明存在问题的信号在数年间惊人地堆积,但管理层始终消极应对。原因有很多,但没有一项是富国银行或银行业独有的。诺威斯特收购之后,这家银行保持着尊重各事业部负责人权限的强大传统。他们被告知“像经营自己的公司一样经营”。科瓦塞维奇自称是“CEO们的CEO”。理论上,包括风险管理在内的所有决定以客户为中心作出时,成果会更好。因此,身为零售银行最高经营者的托尔斯泰特被期待对自己事业部的所有问题承担100%的责任。但按照尊重权限的一般标准,直到造假事件的后期,她都没有在幽灵账户问题上受到强烈的压力。

事实证明,尤其对身为负责人的托尔斯泰特来说,这种文化问题很多。董事会调查得出结论:“因为她排他、防御,不愿受到挑战或听到负面信息”,“甚至社区银行内部的高管们在表达反对意见时也受到压制,或者经常感到恐惧”。(托尔斯泰特离开银行后未公开表明立场。她也未回应通过律师转达的《财富》采访请求。董事会发布最终报告时,她的律师主张:“我们强烈反对这份调查报告本身以及将责任推到托尔斯泰特身上的意图。如果对事实关系进行全面公正的调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更糟的是,“第二道防线”也未能发挥作用:银行内部的官僚主义蔓延得太广,以致所有成员都能貌似合理地回避对丑闻的全部责任。例如,企业首席风险管理官(CRO)对零售银行的风险管理负责人无法行使任何管理权限。那位负责人只向托尔斯泰特汇报。人事部门只把员工的违法行为视为培训、激励报酬和绩效管理的问题。内部调查及审计部门找到了问题,但没有提出解决方案。销售及服务执行监督团队也是如此。法务团队的雇佣部门主要关注解雇员工带来的诉讼风险。

然而这些都只是“小的部分”。个人、营业点、委员会、董事会、部门、团体、应对本部,以及调查零售银行销售问题的团队等,全都与这一问题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没有任何人去寻找根本原因,或者没能想到对整家银行的后果。密歇根大学领导力领域权威诺埃尔·蒂奇(Noel Tichy)解释说:“官僚们喜欢对自己说谎”,“最难的事情是让他们变得诚实”。<br>

<br>内部报告的销售造假案例从2000年的63起增加到2004年的680起。2007年第二季度,公司管理层接到288起员工非法销售行为的举报。这一数字在2013年第四季度飙升至1469起。但听说零售事业部每年因违反销售诚信解雇全体员工的1%时,斯坦普却认为这非常积极。因为他认为99%都在遵守规则。他在发给斯隆的邮件中重复了这一点:“你知道我们员工中约1%因操纵系统被解雇,其中三分之二是因变更电话号码等操纵系统监控而被解雇的吗?向客户强推金融产品并非事实。无论如何正义都会胜利,而我们是正义的。是否有部分员工做了错事?如你所知,有可能。那就是人生。因此这不是系统的问题。”(斯坦普通过律师拒绝了《财富》的采访请求。)

斯坦普和几乎所有其他人在看内部问题时,都把焦点放在过于狭窄的部分上(认为“这不是系统问题”)。看外部问题时也是如此。销售造假虽然给客户造成了不必要的手续费和违约金等直接金钱损失,但他们认为从富国银行整体看这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准确,却看得太窄。然而似乎没有任何人想到声誉会受损。具体来说,他们甚至没有想象过媒体和社交网络会对“200万个虚假账户”这句话作出怎样的反应。

回到2016年9月8日。当时富国银行宣布向洛杉矶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货币监理署支付1.85亿美元和解金。公众的反应明确显示,银行管理层相当低估了这一公告的影响——尽管股东们仍然保持着平静。

参众两院委员会传唤斯坦普出席作证。于是银行高管和董事们转入“危机模式”。负责银行资产和投资管理的戴维·卡罗尔(David Carroll)说:“在约翰(斯坦普)的命运尚未决定之前,蒂姆·斯隆就挺身而出,像要揪住公司领子一样积极应对。”富国银行在5天内宣布“将取消零售银行的所有销售目标”。到9月底,董事会收回了曾发给托尔斯泰特的1900万美元规模的股票期权。她的退职金和2016年奖金也不予承认。并决定她应承担全部责任而被解雇。

此外,董事会(据报道是在CEO本人的要求下)还取消了发给斯坦普的4100万美元规模的未归属股票(Unvested Stock)*译注:给以高薪挖来的高管的一种股票期权,须无问题地履满约定任期才被承认所有权。斯坦普于去年10月12日从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退下。

背靠董事会明确支持的斯隆,对作为企业文化改革基础的董事会构成作出了变动。甚至在丑闻公开之前(和解金谈判正在进行之时),他就主导了托尔斯泰特的退休及其继任者玛丽·麦克(Marry Mack)的引进等事宜。2008年富国银行收购美联银行(Wachovia)时入职的玛丽·麦克此前负责经纪业务部门。今年1月1日,她制定了零售银行新的激励报酬方案。按该方案,员工将根据客户满意度和团队目标达成情况而非产品销售目标值获得激励。分行不再是“门店”。名副其实地恢复了作为“分行”的本来面貌。如今没有任何人再按每位客户的产品销售数量接受评估。近20年后,这家银行终于不再向投资者报告销售业绩。

为纠正致命的组织性失误,斯隆将风险管理和人事职能完全集中化。各事业部的风险管理及人事负责人不再逐一向“事业部上司”汇报,而是直接向“企业上司”汇报即可。斯隆将大部分庞杂的风险管理组织整合为一个伦理、监督及廉洁组织,并向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汇报。今年2月,董事会又以违反雇佣合同为由解雇了4名零售银行高管。4月又追加收回了托尔斯泰特薪酬中的4700万美元和斯坦普薪酬中的2800万美元。

在斯隆真正启动文化改革项目之前,这些措施有必要先行。他知道组织文化并非出自政策。文化出自管理层的日常行为,像瀑布一样流向并渗透到全体员工。那么他会对直接汇报的内容要求什么?谁会得到晋升?最前线的销售员工将经过怎样的评价过程来决定晋升和薪酬?还有一个远比这些更重要的问题:当员工打电话给伦理举报热线(Ethics Hotline)时,会发生什么?

密歇根大学的蒂奇教授强调:“26.9万名员工中有一部分人说谎、欺骗、偷窃是不可避免的事”,“重要的是管理层为事前防止违法行为、以及发现后加以应对做了什么”。富国银行的所有员工都将关注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如何呈现。

在文化改革的努力上,富国银行比大多数大型、历史悠久的成功企业拥有更多优势。通用汽车CEO玛丽·博拉(Mary Bara)在2014年点火开关丑闻之后推动组织文化革新时,遭遇了强烈抵抗。相反,由多家银行合并而诞生的富国银行没有像通用汽车那样根基深厚、如橡树般坚固的文化。随着出身诺威斯特的斯坦普和托尔斯泰特退下、诺威斯特模式的主要要素(极端分权化和“Go for Gr-eight”运动)消失,斯隆获得了创造新东西的机会:把富国银行独有而强大的文化注入整家银行。

然而成果不可能迅速显现。2000年初通过文化改革拯救了金宝汤(Campbell Soup)的道格拉斯·科南特(Douglas Conant)曾说:“从问题中摆脱出来、打造你梦想中的公司,需要数年时间。”富国银行现在需要的不是“拯救(rescuing)”,而是某种程度的“修理(fixing)”。也需要有人来植入正确的文化。如果斯隆能担任CEO到65岁,并且在未来8年里通过每天的一切行动展示他要构建的是企业文化,他最终或许能做成这件事。<br><br>

■ 利润创造机器<br>富国银行连续18个季度净利润突破50亿美元。在近期企业史上,只有苹果超越了这一纪录。竞争银行中,只有JP摩根大通在过去15个月的营业利润上超过了富国银行。<br>

<br><br>

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 / BY GEOFF COLVIN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