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中哪有没有待办事项的?如果用‘默示请托’这种模糊标准来定罪,企业掌门人都得被抓进去。如今对于纯粹意义上的基金会出资等社会公益活动,也只能保守应对了。但对政府的求助一味拒绝也不合适,这就是两难。”
29日接受采访的一位大企业高管,把成为李在镕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被判实刑依据的“默示请托”比作“鳄鱼的眼泪”。因为对企业而言,拒绝政权的要求会遭报复(通过司法机关施压),答应则构成行贿罪。眼下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们正为平昌冬奥会赞助陷入苦恼。想像以往那样提供支持,默示请托却如鱼刺卡喉。就拿现代汽车来说,近期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明确点名要求现代汽车解决循环持股等治理结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若赞助奥运会,谁也无法保证日后不会与治理结构事务挂钩、被套上“这不是行贿吗”的嫌疑。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很难被贬为极端事例。事实上,在李副会长一审宣判之后,这种担忧正如毒菌一般在财界蔓延。财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本来就已经(从政府方面)收到奥运会赞助请求”,“做也不好、不做也不好,所以先观察其他企业的动向。”正因如此,只有公营企业在政府压力下苦不堪言。在大企业推迟赞助之际,包括韩国电力在内的11家电力公营企业已宣布支援800亿韩元。照此下去,民间的负担很可能被完全转移给公营企业。
企业界一致认为,必须就政经勾结争议确立明确标准。有人指出,在社会安全网薄弱的韩国社会,捐款等许多方面都不得不依赖私营企业,而这一点反而成了障碍。部分人士也毫不避讳地直言批评,称三星这样的超一流企业成了三流政治的牺牲品,被沦为木偶的司法机关所害。一位大企业相关人士表示:“顺应政府政策与同权力勾结之间的判断标准,因三星集团的判决变得更加模糊”,“若这一无视企业与政府间‘甲乙关系’的判决最终不被改变,混乱不是会更大吗?”另一位相关人士斥责称:“在被要求设立基金会或筹集资金时,有几个企业人有胆量拒绝?”“无论政治圈还是司法机关,都被阵营逻辑左右,把责任推给了企业。”
也有人担忧此次判决会使企业更加畏缩。一位中坚企业代表表示:“政权一更替就以各种罪名拘捕企业掌门人,之后又以经济现实问题为由通过特赦放人,这种做法反复上演”,“企业为了不遭受损失,也会全面审视对政策的赞助方式以及社会公益活动的有罪无罪标准。”
还有声音称,借此机会将尽可能切断政府介入的募款等活动。一家电子企业高管表示:“今后计划把重心放在民间主导的帮扶困难邻里等活动上,而非担心留下后患的政府主导社会公益活动。”
另一方面,法律界也对此次判决将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并建议避免个别赞助。一位律师表示:“从李副会长的判决书看,法院一方面承认总统提出要求时企业现实上难以回避,最终却用‘默示’的框架追究了罪责”,“由于有罪无罪标准模糊,企业进退两难的局面将会持续。”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人士强调:“此次李副会长被判有罪,归根结底是在只有三星集团一家对马术和英才中心提供支援的情况下作出的”,“今后其他企业只参与多家企业共同加入的公开赞助,就目前看来是最佳选择。”言下之意是,若不是大家共同参与的统一支援,风险可能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