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29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阴郁的资本主义……1833年工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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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去世时我还很小/还不太会说话,父亲就把我卖掉了/我只能‘呜呜呜’地哭/如今我掏着烟囱,睡在煤灰里。”这是英国诗人兼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扫烟囱的孩子》(The Chimney Sweeper,1797年)的开篇。烟囱象征工业社会,年幼的清扫工象征被剥削的劳动者。连话都还没学会的幼童被赶去扫烟囱,原因很简单:“划算”。他们容易钻进狭窄的烟囱,最重要的是工钱便宜。一天劳动15小时,吃饭时间仅10分钟。在烟囱里睡着而窒息或被烧死的孩子也很多。

扫烟囱越是身材瘦小的幼童越受欢迎。煤矿也一样。小孩子在狭窄的坑道里爬行采煤。据今年初退休的首尔大学梁东休教授(经济学)所著《经济史散步》记载,煤矿的雇用年龄从4岁起。其他行业情况类似。毛纺厂从6岁、棉纺从8岁起,孩子们一天工作12~18小时。童工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比重也很大。棉纺为35%,毛纺、蕾丝、亚麻为40%,丝织高达46%。煤矿为22%相对较低,但除大型工厂外,扫烟囱都由孩子承担。而这些统计还是童工问题已有所改善的1833~1834年的资料。童工众多的最大原因是低工资。19世纪30年代兰开夏地区11岁以下儿童的周薪约为2先令3便士。与20~40多岁劳动者平均周薪21先令相比,只有十分之一。尽管劳动繁重,孩子们既不反抗,也不结社。在资本看来,“孩子的天真”不过是“容易控制”的同义词。女性劳动也是如此。做同样的工作,所得不到男性的一半。当然也有与男性同工同酬的时候。在幼儿期和儿童期,女孩比男孩略多一些。因为同龄时女孩认知发育更快。

最多时占到近一半的孩子是从哪里找来的?童工来自两处:家庭与机构。首先,随着工业革命推进,工资不断下降,仅靠一家之主一人的收入连糊口都难。妻子要劳动,孩子也只能出去挣钱。而孤儿院和济贫院这类“儿童保护设施”正是充足的人力供应地。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雾都孤儿》(Oliver Twist,1838年)中充满了与童工有关的内容。资本偏好“在济贫院长大的孩子”,理由是吃不饱因而“身体瘦小,最适合扫烟囱”。没有父母的孩子在产业现场无数地死去。工厂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童工实态很快成为英国的社会问题。最早的工厂法制定于1802年。它针对按教区把孤儿院等机构的儿童介绍到作业场的教区徒弟,规定每天劳动不超过12小时并提供教育机会。1819年出台了更有力的工厂法。棉纺厂发生火灾导致17名少女死亡的阿特金森(Atkinson)事件引发舆论强烈谴责后制定的这部法律,内容包括禁止雇用9岁以下儿童、16岁以下劳动不超过12小时、对违规厂主处以10~20英镑罚款等。此后1825年、1829年、1831年也相继制定了内容略有进步的工厂法。这说明问题之严重。

问题在于这一系列工厂法未能得到切实执行。据光州大学李英石教授所著《工厂的历史——近代英国社会的生产、语言、政治》,这一时期制定的工厂法是“国家试图通过管制解决产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最早社会立法”,但效果不大。原因在于未能对不守法的厂主予以应有处罚。调查童工实态的1833年皇家委员会报告有五点要旨:“①儿童从事着与成人相近的劳动;②因过度劳动而暴露于身体危险、疾病感染风险之中,并被剥夺教育机会;③他们不是自由劳动者,而是由父母代为签约;④儿童的不道德态度只能通过教育来矫正;⑤现行工厂法未被遵守。”

连“皇家委员会”都出面介入、备受争议的童工实态调查,最终促成了“1833年工厂法”的立法。这部被评价为“最早称得上工厂法的工厂法”有七项要点:△全面禁止9岁以下儿童劳动(丝织厂除外)△雇主在雇用儿童时有核实年龄的义务△9~13岁儿童劳动限制在每天9小时以内△13~18岁儿童劳动限制在每天12小时以内△禁止儿童夜间劳动△对儿童实施每天2小时以上义务教育△任命4名监督官监督工厂法的遵守情况。1833年8月29日起实施的工厂法是一座里程碑。1847年制定了规定每天劳动10小时的工厂法,实现了劳工界的夙愿。

在只有形式的工厂法首次出台20多年之后才真正开始规制童工的1833年工厂法,是否有实效?虽有部分否定评价,但多数肯定其取得了效果。那么主导这部法律制定的势力是谁?据李英石教授的另一部著作《产业革命与劳动政策》,是多个阶级的利益恰好一致。首先是劳动者群体。这是以纺纱工为中心、为争取“10小时劳动”而持续开展劳动运动的结果。第二是托利党改革派。出身传统地主者众多、保守色彩浓厚的托利党站在劳动者一边似乎令人费解,但与产业资本家处于对立关系的地主们担心急速工业化会摧毁传统秩序与价值,因而支持劳动者。

第三个阶层是大企业所有者。因机械改良而对童工依赖度下降的大厂主,出于同相对更依赖儿童与女性劳动力的中小规模工厂竞争的考虑,积极推动工厂法修订。主要拥有以蒸汽机运转工厂的大厂主,出于在与以水力为动力源的中小工厂竞争中取胜、扩大市场基础的目的,为改善劳动条件出力。第四个群体是官僚阶层。与把工厂法作为反资本主义运动延长线来推进的托利党改革派或劳动者不同,行政公务员对规制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自由契约并无兴趣。重视确保行政效率的他们,把精力放在为儿童建立切实有效的保护机制上。

工厂法的立法化,可以说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长期对立与妥协的产物。当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国的工厂和煤矿仍残留童工。可以说,劳动者权利的确立和童工的完全禁止,至少花了100年以上的时间。1833年工厂法制定184周年。借用年仅满4岁儿童稚嫩双手的19世纪初中期劳动形态,是否“野蛮”而“不人道”?若只从把劳动转嫁给“社会弱者”和相对低工资这一层面看,世界并没有改变。没有外籍劳动者就无法维系的行业不止一两个。

英国的工厂法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作为教育死角的工厂里附设的学校,不仅提高了劳动者子女和童工的知识水平,还拉升了英国整体的教育水平和国力。在小学义务教育实施之前很久就设立的工厂附设学校,起到了把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的纽带作用。也有童工依然存在的地方。缝制足球、剥虾仁至今仍有儿童参与。工厂法制定时期英国童工的实态,也为“应当如何对待人”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与当作单纯劳动力使用相比,通过教育把人培养成人才要有效、经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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