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镕、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一审判决引发的余波强烈。不少批评认为,法院认定李副会长就继承相关事项进行默示请托、并向前总统朴槿惠和崔顺实行贿的判断缺乏具体性。对于李副会长被判处行贿罪量刑下限的有期徒刑5年,也有分析认为,这是法院在有罪与无罪之间缺乏确信地走钢丝,最终倾向有罪的结果。
分析28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7部(审判长金振东)对李副会长的一审判决书可见,有罪判决的基础在于朴前总统知悉三星集团“继承工作”的整体情况。法院将今年7月突然被发现并被采纳为证据的“青瓦台文件柜文件”作为依据。
但该文件据称由青瓦台民政首席室在禹柄宇前民政秘书官指示下于2014年7月前后制作,目前检方仍在调查其真伪等,主流意见认为其不足以被视为客观证据。尤其是部分文件未加盖政府印章,是否真的上报给总统亦存疑。
判决书也明确写道:“没有证据认定各份报告均已上报总统。”不过法院基于时任民政首席、已故金英汉的日志中含有“三星集团经营权继承问题监控”内容,以及总统每日听取各政府机关各类事项汇报这一点,表示“可以认为总统即便只是概括性地,也知悉三星集团的继承工作”。这实为对总统知悉三星集团继承一事的推论。
法院对由总统知悉继承一事延伸出的、与崔氏之女郑维罗马术支援相关的共谋,也同样是通过推论而非确认作出判断。例如可举出朴前总统对马术支援抱有非常关注并持续跟进、还曾直接指示李副会长更换大韩马术协会高管等情况。法院依据前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二次官金钟证称崔氏事先已知三星集团支援马术一事,以及朴前总统与崔氏在2015年9月30日之前也曾用他人名义手机频繁通话的“推定”,认定了共谋关系。
法院还以行贿罪成立为前提,认为李副会长必须事先知悉朴前总统与崔氏就马术支援存在共谋。但对于李副会长何时知晓崔氏与郑氏、是否知悉共谋关系,判决书未给出详细内容,仅称“已充分认识”。相对而言,对于前三星集团未来战略室次长(社长)张忠基和前Samsung Electronics社长朴常镇,法院则依据金前次官和前马术协会常务朴元五的证言断定“2015年3月至6月前后应已知晓”。但判决书中对李副会长何时知晓崔氏与郑氏的存在及其影响力,完全没有具体判断。前三星集团未来战略室长(副会长)崔志成等被告人一贯主张“未向李副会长汇报”,但法院对他们的证言全部未予采信。
相反,法院对金前次官和朴前常务的证言表现出完全信任。金前次官称2015年1月朴前总统当时“提到了郑维娟”,并称“2015年6月24日朴前社长联系说‘支援郑维罗的准备已全部就绪’”,为法院的有罪判断提供了核心依据。但其证言不仅与被告人及其他证人相矛盾,他本人还因滥用职权嫌疑正在受审,陈述可信度受到质疑。
尤其在法律界,有不少人指出,即便撇开法院的推测性判断,认定构成行贿的法理判断也令人存疑。对于李副会长行贿嫌疑中被认定有罪的马术支援部分,朴英洙特别检察官团队认为朴前总统与崔氏构成单纯受贿罪的共同正犯。法院也接受了特检的主张,判示称:“作为公务员的前总统与作为民间人的崔氏共谋、由崔氏收受贿赂的情形下,单纯受贿罪的成立既不需要贿赂实质归属于总统,也不需要二人处于可被评价为一体的经济关系之中。”但法律界认为,以单纯受贿罪处罚与公务员关系密切的民间人所收受财物的既有判例几乎没有,相当罕见。法律界一位相关人士解释称:“我想一审法院也是在无法确信有罪还是无罪的情况下,考虑舆论而作出了偏向有罪的判决”,“这种难寻先例的判断能否在二审中维持尚不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