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28日,避难首都釜山。韩国政府通过“总统紧急命令第10号”发布了“关于朝鲜银行券流通及兑换事项”。核心内容是废止朝鲜银行券、引入韩国银行券。在战事正酣之际推出我国首次货币措施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钱不够了,二是北方散播的伪钞太多。在6·25战争中,韩国银行被评价为政府、军队和公共机构中撤退最为镇定的一家,但也未能把所有钱都带出来。避难至釜山的韩国银行持有的未发行货币约为40亿韩元,用于支撑战争远远不足。
北方扰乱经济的图谋也促使韩国放弃旧币。占领首尔的北方将从韩国银行总行仓库中找到的未发行朝鲜银行券投入流通,并用抢夺的印刷机印钞。北方在占领初期同时通用北朝鲜中央银行券与抢夺的未发行朝鲜银行券,但很快只使用朝鲜银行券。北方用抢夺的印刷机印出的钞票以及未发行的朝鲜银行券显然是非法的,但却无法识别。北方将非法抢夺或印制的朝鲜银行券渗透到洛东江防线(沃克防线)以南,偶尔甚至出现用这些钱采购战争物资的情况,其“意图是动摇南方经济”。
政府的选择是发行新版货币。新钞在日本印制,因为印刷设施全部被占领。情况紧迫,连货币设计的质量与品位都无暇顾及。悬挂在驻日代表部的李承晚总统肖像被用在千元券上。百元券上刻印的光化门图案,是从曾在韩国银行东京分行工作的一名职员收藏的书册中撕下来的。朝鲜银行券与韩国银行券的兑换比率为1比1等价兑换。自1950年9月至1953年1月,共分5次兑换了719亿韩元。不过100韩元以下的小额券仍沿用旧朝鲜银行券,因为数量本身不足。
政府与韩国银行的政策目标因时期而异。最初的目标是驱逐或清除敌性通货,但自1950年10月收复首尔后,便被用作政治政策手段,例如封堵与北方协助者及残存游击活动相关的货币兑换。也就是说,通过限制大额持有者兑换和冻结存款,封堵可能存在的左翼势力的货币兑换。尽管施加了部分限制,第一次货币措施仍被评价为成功,兑换对象中93%完成了换钞。虽然是匆忙印钞,但第一次货币措施具有发行“首版韩国银行券”的意义。
光复之后“朝鲜银行券”仍继续通用,原因在于金融制度整备迟缓。只是日本人离开的位置由朝鲜人接替,相关法律制定滞后,名称便照旧沿用。光复后过了56个月才勉强制定韩国银行法,而“韩国银行”成立仅18天后爆发的韩国战争催生了首版韩国银行券,这似乎正讲述着充满磨难的韩国现代史。新出现的韩国银行券需求旺盛。战争几乎无止境地吞噬金钱。
随着货币需求膨胀,政府新设造币公社,供应1000韩元券和500韩元券。6·25战争前夕为558亿韩元的货币发行余额,到1952年末增至1万零114亿韩元。钞票投放增加逾18倍,物价随之飞涨。1953年2月将货币价值贬值为100比1、并把单位由“圆”改为“圜”的第二次货币措施,其原因也是新币发行过多导致的通胀。当时发行的1000韩元韩国银行券,如今仍是最常见的旧钞,交易价格约为5万至8万韩元。在被评价为成功的第一次货币措施之后,第二次货币措施被认为只取得了一半成功。第三共和国初期、1962年6月实行的第三次货币措施则被视为最失败的货币改革举措。
是否忘记了除单纯等价兑换的第一次货币措施之外,第二次与第三次货币措施全部失败的经验?只要有机会,主张下调韩元币值的讨论就会抬头。当然也有其正当性。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20,而韩元价值却在世界200位左右,这一现实颇不自然。经济规模之大,已使货币单位从“兆”迈向“京”。每逢政权更迭都会出现相关讨论,因此这次也很可能提起第四次货币措施的话题。必要性虽在,但令人担忧的是,凡变更货币单位的货币措施副作用都很大。即便实施货币措施,也希望不要再次经历67年前第一次货币措施时的那种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