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初,中国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借鉴德国制造业成长战略“工业4.0”,是覆盖从传统产业开发到高端产业的制造业全局的综合性战略。中国还设立了规模200亿元人民币(约3万3800亿韩元)的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AMF)、1390亿元人民币(约24万5000亿韩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NICF)、400亿元人民币(约6万7000亿韩元)的新兴产业投资基金(EIIF)等,全力推动制造业崛起。在此基础上,中国每年新生创业企业多达360万家,活力呈爆发式增长。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在分析中国上述动向后诊断称:“韩国、德国和日本被列为将面临最大危机的国家。”
制造业强国德国和日本也在牵制中国崛起的同时,加快在政府层面拿出对策,而常年位居第五的韩国,制造业培育战略却正在消失。
仅针对制造业出台政府对策,最后一次也是在2014年。而且2014年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虽提出“制造业创新3.0战略”,却毫无成果。汽车业因国内外利空因素陷入危机,造船业则在大规模结构调整中疲于应对。制造业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结合的努力也没有明显成效。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在主要国家第四次工业革命竞争力排名中,韩国仅列第19位。第1至3位分别为新加坡、芬兰和美国,台湾(第14位)和日本(第15位)均高于韩国。一位前经济部门高官指出:“新政府一味押注中小创投企业,成长政策中恰恰缺了‘馅儿’(制造业、大企业)”,“没有制造业创新战略的成长战略是虚构的。”
新政府上台后情况进一步恶化。从上月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布的“新政府经济政策方向”看,实现3%区间增长的方案只列出两项:改革限制竞争的制度和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核心是在文在寅政府5年间以中小企业和创投企业为中心实现3%区间的增长,对大企业和制造业的提及几乎难以找到。有批评认为,在不以强大制造业为基础的情况下,“韩国制造(Made in Korea)”被边缘化的可能性已大为上升,而政策却沉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玫瑰色幻想。现代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李长均指出:“韩国产业政策有集中于技术的倾向,而本届政府连任何政策都没有提出”,“政府应拿出能够支撑新制造环境的政策。”
统管成长政策的产业部埋首于脱核电议题,产业政策无从着手。政府相关人士称,尤其是文在寅政府把大企业视为改革对象,对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制造业连提都不敢提的氛围。新政府首份税制改编方案中,也缩减了与未来产业相关的大企业研发(R&D)税额扣除优惠。曾在产业部负责产业政策的韩国汽车产业协会会长金容根强调:“近几年产业政策完全看不到踪影,甚至有人称之为产业政策失踪事件。”
文在寅政府强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委员会也未能加快步伐。此前有消息称其委员长级别将从总理级大幅下调,信息通信技术(ICT)与软件(SW)总联合会因此于22日召开紧急会长团会议,决定向青瓦台传达反对降低地位的意见。
相反,面对中国崛起,竞争国正在奔跑。仅以美国为例,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为中心强力推进“美国制造”战略,力图让走出海外的制造企业回流美国,兼得创造就业与经济活跃两只兔子。日本在2015年发布“机器人新战略”之后,正推进“社会5.0”,即将利用人工智能(AI)、机器人、大数据等的技术创新引入多个领域以振兴经济。制造业强国德国早已在实践“工业4.0”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