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面临的最艰难政策课题是对朝政策。韩国的对朝政策是区分保守与进步的标尺,也是社会矛盾的根源。同时,对朝政策还伴随着必须恰当运用“大棒”与“胡萝卜”的难题。在此情况下,若保守与进步能在推进对朝政策上分担角色、相互补充,便可收到对内实现社会整合、对朝问题得以明智应对的一石二鸟之效。
本次危机过程中有一点已经明确:只要朝鲜不因体制自身的矛盾而自行崩溃,就绝不会放弃核武器开发。朝鲜之所以执着于核,是因为在经济实力显著弱于韩国的现实下,它认为只有通过开发核武器而非常规武器来确保军事优势,才能保障自身生存。此外,由于朝鲜将核武器视为最后的生存手段,在韩美同盟稳固的情况下,它不会贸然实施会招致自身毁灭的核先发打击。这次朝鲜也暗示要“炮击关岛”,但并未付诸行动。与此同时,通过此次事态,我们也明确了中国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崛起为世界第二政治与经济大国的中国,正把外交力量集中于制衡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因此中国不会采取诸如中断原油供应这类可能使朝鲜经济瘫痪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选择是什么?第一是坚定维持韩美同盟。朝鲜无法对韩国使用核武器的最大原因,是惧怕韩美联军的报复。第二是为对抗朝鲜核与导弹而自行增强实力。从这一角度看,近来文在寅政府取消导弹弹头重量限制、并就引进可长期潜航的核潜艇问题与美国协商,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要以核对核,有必要研究在韩国重新部署目前野党主张的战术核武器,并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那样由两国共同决定其使用的方案。“对核的唯一应对就是核”,这已是历史所证明的事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未曾爆发的最大原因,是美国、俄罗斯、中国等世界强国均拥有核武器;历史上长期敌对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未爆发战争,同样是因为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因此《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主张,应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开发原子弹的罗伯特·奥本海默。
此次事态中我们能得到的另一个教训是,在Kium对抗朝鲜核能力的同时,还必须防止在朝鲜没有先发打击的情况下,美国单方面攻击朝鲜而可能在朝鲜半岛引发的灾难。当前朝鲜核问题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一方面要提升我们对核与导弹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因政治领导人判断失误而出现意想不到的不幸局面。
为此,我认为我们社会的保守与进步势力应在对朝政策上分别承担“坏警察(bad cop)”与“好警察(good cop)”的角色,形成新的传统。即保守势力展开战术核再部署等强硬论,进步势力则展开温和论,呼吁国内外政治领导人不要过度刺激朝鲜、使朝鲜半岛局势升至危险水平。在此过程中,若总统在对朝政策上超越意识形态,纯粹从实利与国家利益层面出发,发挥将保守与进步主张适当融合的智慧,那么纠缠如乱麻的朝鲜核问题也能被明智地化解。
徐相穆 东亚大学讲座教授、前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