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依理性作判断的动物。理性是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凭借理性,人能够发展科学技术,设计日益便利而富足的生活。尤其得益于物联网(IoT),人们得以从各自分散管理的生活,走向可远程操控的超连接。今天,人们把当下正在发生的产业社会变化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说,当下的变化被视为超越了把不便生活变便利的阶段,呈现出根本性的转变。产业的转变会影响人的生活与行为。人被要求顺应时代变化,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当人面对变化的要求时,会呈现两种样态。一种是贬低转变的价值,试图固守此前的惯例。囚于思维的闭合回路,不愿接受新的变化。此时的人类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习惯的动物。另一种是承认转变的必要性,积极应对变化。思维接纳新的变化,尝试从闭合回路扩展为开放回路。
春秋战国时代的商鞅也读出了社会由以贵族为中心转向尊重专业人才的时代变化。社会仅凭世袭身份已无法应对变化,因此必须优待在各个领域具备多样能力的专家。为此,商鞅主张,推动社会运转的体制发生变化,处事的方式也应随之不同(世事变而行道异)。商鞅并非只是高声呼喊世道变了就要重新适应。他把自己之前的时代直至当时的宏观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上世重视家族纽带,各自看重私人价值。中世崇尚个别出众的贤者,重视高尚的价值。商鞅活跃的下世,随着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出现,运营社会的君主与官僚的地位得以上升。
商鞅在把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的同时,还揭示了变化的内在必要性。上世依家族纽带优先亲族,因而依血缘的亲疏彼此区别对待,无法形成共同发展的思维。于是,更加尊重客观价值的社会的出现成为需求。中世正是回应这种需求,比起血缘,更关注人所能实现的高尚价值,即仁爱与正义等。但这类客观价值,只对能够接受教育、经济上有余裕的阶层具有现实性。对每天从事劳作、未来晦暗不明的人来说,这类客观价值虽然美好高尚,却像是遥不可及的他国故事。到了下世,人们试图以人们的平均条件而非个人的特殊能力为前提,建立运营社会的体制。这就是具备官僚机构的国家体制的运营。商鞅认为,由官僚制支撑的国家体制,是能够引领混乱与对立时代的最佳方案。
若商鞅在世,看到今天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想必会再一次高呼世事变而行道异。他不会认为国家能够充当先锋,率先应对时代变化并主导寻找解决方案。国家可以发挥协调功能,凝聚各种个体力量以应对时代变化,但要真正引领变化、解决问题而充当尖兵,则力有不足。因为变化速度极快,官僚式决策方式容易落在后头。就此而言,面对时代转变,我们必须具备调解矛盾与对立的能力、高效决定变化方向与战略的决策体系,以及形成社会共识的制度。
申正根 成均馆大学儒学大学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