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值换季时节,有人说“衣柜满了才安心”,也有人说“冰箱塞满就没有烦恼”,还有人说“钱包鼓了才放心”。想填满的地方各不相同,其中也会有人说“书架密密麻麻就幸福”。对书的喜爱格外突出的人物,正是朝鲜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正祖(1752~1800,在位1776~1800)。他是最杰出的艺术赞助者,促使“册架图”这一韩国独有的绘画门类得以开创,以书籍与书架为题材。
朝鲜时期,礼曹下属的图画署专门负责为王室与政府作画。正祖通过名为“禄取才”的考试,从图画署画员中另行选拔“差备待画员”,并以王命让其在奎章阁任职。正祖发起纠正士大夫文风的“文体反正”,以求强化王权,而以振兴学问为目的的奎章阁正是其核心机构。国王亲自出题并评阅奎章阁特任画家选拔考试“禄取才”的画题。若换成今天,大致相当于在主要政策领域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中,由总统亲自公布论述题目并进行评审。正祖八年即1784年,国王把“册架”定为画题。让画家画册架而非山水、人物,是文治主义的再次宣示。因擅画册架图而被选中的差备待画员得以制作王室屏风用画并获得荣誉,但申润福之父申汉枰、李宗贤等画员虽有实力,却因画得不好而被流放。
正祖撤下长期立于御座之后的“日月五峰图”屏风,换上了“册架图”屏风。“日月五峰图”通过日月与五座山峰等恒久不变的自然,强调王权的绝对性,如今在一万韩元纸币上作为世宗大王的背景。换画之后的正祖对臣下们说“众卿也看见了吗?”,并如此说道。
“这不是书,只是画而已。从前程子说过‘即便不能读书,进入书室抚摸书籍,心情也会愉悦’,我因这幅画而懂得了其中含义。……近来人们喜好的病态文章,要如何才能矫正呢?我作此画,也有寄托这般心意之意。”(出自吴载纯1791年的记录《弘斋全书》)
一幅画所传递的信息,就是文体反正本身,极为强烈。正祖时期最出色的册架画家据说是金弘道,但无一件作品留存。不过,继承金弘道、在册架图领域与其并驾齐驱的李亨禄(1808~1883年以后卒)传承了这份气象。
李亨禄的祖父李宗贤、父亲李润民以及叔伯、堂兄弟们都是图画署画员,《朝鲜王朝实录》等文献中留有其家族世代擅画册架图的记载。连其孙李德英也成为知名画员。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共15件册架图中,有2件为李亨禄之作。
以深暗绿色为底、共十幅的“册架图”屏风是李亨禄的最高杰作。整洁文人的书架层层皆是书籍。在表现堆叠的书籍与书架时使用了西式的透视法,呈现出与既有韩国绘画完全不同的韵味。加之其间摆放的展示当时最新文物的器物,更添精致之美。若有文人拥有这般一切,恐怕世上再无可羡之事。
从右侧第一幅开始看看都有什么。粉色花蕊映染白色花瓣的杏花引人注目。中国有为科举及第的士子在杏花下设宴的记载,因此杏花含有科举及第、功成名就的象征意义。叶片背面画得比正面稍淡,这在李亨禄的其他册架图中也可见到。插着杏花的花瓶肩部围着贵族气息的紫色织物,也颇为别致。第二幅中间摆放的鲜红器皿与绿色盖的瓷器等,画中出现的瓷器大体上是当时从清朝进口的色彩艳丽的粉彩瓷、仿古朴宋瓷的仿制品,以及模仿古代青铜礼器的微缩件等。第三幅中有半露球根的水仙。水仙带有“仙”字,寓意希望如神仙般生活。其旁的灰色瓷器,其冰裂纹显得有些夸张,看上去像是复原了破碎瓷器般的仿哥窑瓶。书架顶端的菊花在寒冷中开花,寓意不老之喜、无病长寿。插菊花的花瓶的青色颇具气韵,同样是自清朝进口的瓷器。正如韩流传向世界,17世纪前后中国风大为流行。尤其在17世纪的欧洲,偏好这般鲜明色彩的“中国风”(chinoiserie)颇受欢迎,这一世界性潮流也渗入了朝鲜上流阶层和日本。
第五幅书架中央的绿色瓶中插着孔雀羽毛,孔雀被称为“文禽”,是刻于文人官服胸背的题材,象征以文人身份升至高官。就整幅画而言,位于正中的第六幅下端悬挂着标有阿拉伯数字的钟表,格外引人注目。标有阿拉伯数字的自鸣钟在17世纪经明朝使臣传入我国,但到19世纪,钟表仍是难得一见的珍贵之物。连兴宣大院君的肖像中也画有钟表,可见钟表作为领先的新文物,隐喻着文人的身份认同。
画家在描绘五六册叠放的书籍时,故意前后左右错落堆叠。这或许是为避免构图单调,但想来也不无自由运用透视法与明暗法以炫示自身实力之心。第九幅中摆着盛有橘子与石榴的盘子。这并非房主人的点食。橘与汉语中表示吉祥的“吉”发音相近,象征好运。籽粒满满的石榴寓意祈求多子多孙、子孙繁盛,因此其他册架图中也会出现香瓜与黄瓜。其旁可见象征富贵荣华的牡丹花,下方可见倒置的鲤鱼形装饰物。这基于鲤鱼化龙的“鱼变成龙”典故,祈愿富贵与显达。
细细端详册架图、寻找隐藏画面的妙趣,在于屏风第九幅、整幅画左上角的印章匣。顾名思义,就是装印章的盒子。在一枚枚颇具风致地立着的印章之间,有一枚横卧着露出方形印文,“李应禄印”的红色名字清晰可辨。李亨禄在57岁的1864年改名为李应禄,七年后的1871年又改名为李宅均。他以这种“隐印”方式在画中显露改后的名字。原则上,奉王室之命作画的图画署画员不能在画上署名,但李亨禄以这种方式留下名字,使后世的我们得以确认其实力。
李亨禄的“册架图”也可在国立民俗博物馆的藏品中见到,其特点是去掉书架、只画书籍与器物。出现的物品大多相似重复。国立中央博物馆学艺研究士闵吉弘解释说:“除了重视读书的倾向、对中国新文物的趣味之外,还寄托了多子、显达等当时朝鲜人所梦想的吉祥愿望,因此一般册架图中会反复出现相同的器物,虽在构成、排列、水平等方面有差异,但种类与技法等相同”,并表示“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册架图与国立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册架图,不仅题材与画风相同,甚至还有整个画面构成被反复再生产的例子”。朝鲜后期流传着“贵人之中无人不以册架画装饰糊满墙壁”的记载,可见其大为流行,国王所钟爱的册架画既成为两班上流阶层的装饰画,也成为市井百姓的民画而被广泛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