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韩国经济,在对不良大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同时,还需要发掘和支持有望发展为未来成长产业的创投与创业。为此资本市场的作用尤为迫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关注投资银行(IB)的培育理所当然。
培育投行是过去也曾多次尝试的老课题。只是相较于触及问题本质,反复采用敲边鼓的方式,未能取得政策效果,而这种状况在新政府上台后仍未改变。
去年8月公布的政府投行培育方案可概括为两点。第一是培育超大型投行。韩国国内金融投资公司的弱点之一是资本实力弱小,难以积极承担风险,因此要通过充实资本引导大型化。大型化既不能保证投行的成功,又似有助长"大而不倒"风险之嫌,令人不安,但在韩国国内证券公司规模远不及全球标准的情况下,只要方法得当,或许也可以认同。第二是把存款和贷款功能作为诱因加以利用,先说结论,这就像打左转灯却右转,极为不当。
2013年修订Capital Markets Act时,政府将金融投资公司的企业信用提供范围定义为"对企业的信用提供",从而为相关业务抛开资本市场业务、扩展至银行固有业务即一般企业贷款留下了空间。当时的依据是情势逻辑:金融投资公司没有银行那样的存款功能,一般企业贷款难以大幅扩张。然而今年5月Capital Markets Act施行令修订,允许通过发行票据和综合投资账户(IMA)开展存款业务,如今金融投资公司可以像银行一样开展并扩大一般企业贷款,特别是对IMA不设销售限额,并要求将募集资金的70%以上用于企业金融。
另一方面,去年11月议员郑宇泽提出的Capital Markets Act修正案建议将目前为自有资本100%的信用提供限额扩大至200%。今年2月,韩国金融委员会又提出修正方案,将企业信用提供限额扩大至自有资本的100%,并将一般信用提供与专项信用提供合计限额另设为100%,目前正等待政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再审。令人担忧的是,该修正案如果在国会通过,投行中与资本市场业务无关的一般贷款业务很可能大幅扩张。政府相当于自己推翻了过去"一般企业贷款难以大幅扩张"的情势逻辑,这样的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充实资本市场功能令人质疑。
此次Capital Markets Act修正案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它引导投行去扩大银行固有业务即一般贷款,而非充实资本市场功能。作为银行主要金融手段的贷款(融资)是固定收益方式,因此本息回收至关重要。所以适合用于支持安全的项目。相反,(股权)投资是承载未来不确定现金流的浮动收益方式,适合支持成长潜力高、高风险的项目。因此,如果当前韩国经济需要对伴随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进行适当的社会分担,就需要推进引导(股权)投资活跃化方向的政策。也就是需要推进政策,激活对新生与创新企业的股权投资、并购(M&A)顾问、收购等过程中所需收购资金的提供、结构化融资(structured financing)、主经纪商业务等。
扩大投行的企业信用提供限额,与其说能实现扩大对新生与创新企业风险投资的政策目标,更可能归结为对企业一般贷款的扩张,引发与银行的过度竞争并导致不良贷款。投行开展或扩大企业一般贷款有助于激活投行资本市场业务的逻辑与证据也并不明确。相反,兼业主义国家的经验显示,投行扩大对企业的信用提供时,相关信用风险会不当地转嫁给投资者。
最后,允许投行扩大发行票据和信用提供,含有违背银产分离监管的意味。因为这是把银行固有业务开放给金产分离监管已大体放宽的投行。新政府上台后,作为银产分离监管的替代方案,引入金融集团综合监管体系的讨论正在浮现,在新体系引入之前,对允许扩大投行一般贷款限额应持慎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