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风中残烛。革命四周年之际的法国,处境正是如此。以攻占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为开端的革命遭到内外挑战。边境饱受外国军队为阻止革命扩散而发动的入侵之苦。内部则派系之间的权力争斗不断。由于指挥官纷纷流亡国外,军队处于崩溃状态。尤其进入8月后,革命义勇军接连失利,危机感达到顶点。首先是旺代的农民叛军气势高涨。革命义勇军在1792年侥幸挡住了外国军队的入侵,但进入1793年后在与外国军队的战斗中败北。
直到1792年,入侵法国的军队只有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但在处死路易十六之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把法国当成了敌人(第一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为英国、奥地利、普鲁士、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教宗国、那不勒斯、皮埃蒙特、萨丁尼亚)。法国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机,但结果众所周知。法国并未灭亡。曾威胁“若对路易十六夫妇加害,就将毁灭巴黎”的奥地利与普鲁士入侵军,连巴黎郊外都未能抵达。
后来反倒是他们吃了法国的苦头。即便旺代地区等各地叛乱声势浩大、王党派蠢蠢欲动,革命的火焰也没有熄灭。这得益于两套机制的运作。第一是清剿反革命势力。在“恐怖政治”的独裁之下,王党派与贵族等对国王抱有同情或反对革命的势力被一一查出并送上断头台。第二是国民总动员令(Levee en masse)。1793年8月23日发布的国民总动员令,一言以蔽之就是全体国民共同作战。其框架由数学家出身、曾任工兵军官并担任国民公会议员的拉扎尔·卡尔诺(时年40岁)设计。
“年轻人在战场作战,年长男子制造武器和马车,女性在医院工作。孩子也要捶打亚麻布(一种纤维),老人则须在公共场所发表鼓舞战意的演讲”,“包括马匹在内的粮食和一切物资由军队优先征用,国有建筑改作兵营。人人清扫地下室的尘土,收集硝石(火药原料)。”一句话,决心进行总力战的动员令效果立竿见影。历史上首支国民军——80万人的革命军得以组建。卡尔诺不仅要让这支大军吃饱穿暖,还建立了利用烽火和气球的命令传递体系。全国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调配也由他负责。也有观点将他评价为近代国民经济运营的创始人。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法国军队,击退了以国王近卫兵和雇佣兵为主力的侵略者。卡尔诺因反对拿破仑的政变,曾短暂流亡日内瓦,期间还出版了有关微积分学和几何学的著作。最终他被拿破仑重用,在滑铁卢战役败北后仍主张最后抗战,王政复辟后遭流放,1823年在异乡德国结束了一生,但他仍以“行政奇才”“胜利的组织者”之名被后人铭记。*
危机时刻卡尔诺打造的“国民总动员令”和“法国革命军”,其影响延续至今。全体国民承担兵役义务的“国民皆兵制”的原型,正是法国1793年的国民总动员令。对国民皆兵制本身评价不一。既有批评称其非民主、具有集权主义色彩,也有肯定论认为“只有当国民不仅享有权利还尽到义务时,国家才能存续,国民总动员令就是其激烈的范例”。在众说纷纭之中,明确的有两点。法国凭这一制度取得了成功,其他国家效仿法国,该制度由此传播至世界。
先看法国。法国国民公会在1793年1月处死路易十六后,面对外国军队入侵意图日益明显,曾于3月下达“30万动员令”,但以失败告终。兵员未能集结。相反,5个月后公布的“国民总动员令”大获成功。动员令宣布一年后,竟有多达150万名壮丁(兵役资源)等待入伍。仅隔5个月却成败迥异,原因在于“30万动员令”是选择性征召,而总动员令是“无差别征召”。正因在履行义务上不设差别,才得以成功。目睹眼看就要灭亡的法国竟能兴起大军并加以武装,欧洲各国似乎陷入震惊。普鲁士军人、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这样写道:“1793年出现了此前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庞大军队。战争突然成了全体国民的事业……(中略)……战争先在法国、继而在其他国家成为全体国民之事,战争的性质也完全改变了。”意思是,此前只是国王与军队关心之事的战争,以法国的总动员令为契机成为全民关心之事;而生存受到日益强大的法军威胁的其他国家,也纷纷着手国民总动员。
被国民总动员令催生的法国大军所震惊的各国,也下达了同样的征兵令。普鲁士在败于拿破仑后虽丧失了约一半领土和人口,却发布“普鲁士版总动员令”,把兵力规模扩大到此前的两倍。不仅普鲁士,所有国家都这样做。战争进入了总力战时代。拿破仑战争之后约100年间,除克里米亚战争外欧洲没有值得一提的战争,列强把全力倾注到别处而非战争。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帝国的时代》,列强展开了榨取弱小国家的竞争,随着民族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成,世界进入了经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时代”。
曾任英国桑德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教授的战争史学家、已故约翰·基根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将世界大战的起源追溯到全民出动进行总力战的法国。今天战争的元凶果真是法国的国家总动员令吗?比答案更确凿的是:无论总力战是对是错,它都是现实,只有善加运用才能生存。据翻译基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祥明大学教授柳汉洙(历史内容学系)所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妥善运用总力战体制的国家取得了胜利。
由于病态般憎恶一战及战后穷困的希特勒的固执,德国未能把生产力在军事领域最大化,而美国则不同。进入战时生产后轿车产量仅有37辆,多达2000万名女性大量顶替走上战场的男性劳动者担任生产岗位——这些都说明美国的总力战推行到何种程度。苏联也把紧急迁往斯大林格拉德以东的军工厂中的三分之二,在连像样厂房都没有的露天开工制造武器。不仅是国民,生产能力的总动员决定了胜负,这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国民总动员令同出一脉。
口称继承法国革命精神却登上皇帝之位、把法国革命军改编为大陆军(La Grande Armee)并震动欧洲的拿破仑也说过,“军队是靠饭行军的生物”。这无异于说,国民可动员能力的极大值决定军队的胜负。卡尔诺与拿破仑或许也只是激烈地打磨了自古流传的真理。因为2400多年前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是资本的力量。不是掠夺来的资本,而是积累的资本的力量。”除非存心要灭亡,战争总是由拥有积累资本力量的强者发动。在可能突然到来的战争中虽须展开总力战、追求对任何人都公平的征兵,但上策在于避免战争。可能让积累的资本与经济开发成果一朝尽毁的战争,绝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不只是钱。人命损失更难以承受。从1789年到1815年,法国因战争丧失了130万至150万名年轻人,青年人口流失幅度在欧洲最大,此后再未有一次登上经济与产业生产的领头位置。
/论说委员兼资深记者 hong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