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16 | 이상훈 기자

反企业声浪之下…企业将“海外大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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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说要增加就业,一边大幅上调最低工资,还不让用非正规职,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业界哪怕只是诉诉苦,就会被贴上‘积弊’‘坏企业’的标签,连话都难开口。”

一位大企业高管批评称,文在寅政府的企业观内含“善恶逻辑”。即简单地把一方定为善、另一方定为恶,强行推进,不服从者就被斥为“坏企业”。最低工资的急剧上调(明年16.4%,2020年时薪1万韩元)、非正规职归零等政策,对企业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的条件。理所当然,调节速度与方向是必需的。然而政府只急于逼迫企业,企业的目光便不得不转向海外。近来京纺、全纺等纺织企业,以及因常规工资问题如坐针毡的汽车相关企业等,因成本负担而将工厂迁往海外或正在考虑迁移,与这种氛围不无关系。因此,甚至出现了担忧企业“大出走”的声音。尽管情况如此,政府和执政党部分人士反而责怪企业,不满地称最低工资上调、正规职化被当成了迁移工厂的借口。一位中坚企业代表郁闷地表示:“把工厂弄得难以经营,却又批评企业,真是荒唐的事。”

税制改革方案在企业看来近乎是左冲右撞的集大成之作。一边说要增加就业,一边上调法人税,并削减研发(R&D)等投资税额抵扣。特别是对课税标准超过2000亿韩元的129家大企业上调法人税率(3个百分点),招致大量抱怨,认为这会抑制投资、与扩大就业背道而驰。实际上,美国、法国、比利时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法人税率最高的国家,正因担忧制造业空心化现象而下调法人税。财界认为,上调法人税还带有惩罚性色彩,是政界煽动国民对财阀掌门人的不满情绪后推出的。

对“有产者”的反感,也投射在被称为“世纪审判”的李在镕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行贿案审理上。财界一致表示,企业人士似乎成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例外。不少人不满地称,政府正在营造一种氛围,仿佛“只要是企业人士,即便证据不足也严厉惩处才是正义”。因此,甚至有人说,即将到来的这位副会长的判决正在检验法治主义。

政府过度介入市场也是问题。近来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以根除“霸凌行为”为名义,对特许加盟产业展开全方位施压,就是一例。对加盟店主的霸凌类型,如内装施工监理、销售奖励金等,透明公开并加以监督理所当然。但现场的声音是,由于调查过度,出现了特许加盟企业无法专注于本业的弊端。这些都是政府仅把企业视为规制与监督对象这一思维所产生的副作用。一位大企业相关人士建议:“政府对在市场上苦苦挣扎的企业只是一味提出各种要求,对真正必要的放宽规制等却态度消极,不是吗?”“政府应更多地敞开耳朵,倾听产业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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