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16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彼得卢屠杀…尽管如此“他们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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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8月16日,英国曼彻斯特市。这一天万里无云,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件:英国西北部工业地带的6万名普通市民和工人聚集在市中心的圣彼得广场。目的是示威。他们高喊要求政治改革、提高工资、降低粮价的口号。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未能进入会场的3万人则在广场外围绕行。把如此多人召唤到广场的最大原因是生活困苦。据经济史学家兼投资理论家威廉·伯恩斯坦的力作《财富的诞生》记载,拿破仑战争(1797~1815)之后,人们对生活条件恶化的不满催生了大规模集会。

人们曾期待战争结束后生活会好转,但情况恰恰相反。半熟练机械工的周薪从60先令跌至24美元,跌幅达60%!人数最多的非熟练纺织工人的痛苦更大。周薪15先令被削减到4先令6便士~5先令的水平。本就微薄的收入减少了66~79%,不满自然积聚。工资下跌尚可归因于参战士兵归来、产业后备军过剩,但问题在于公平性:战争期间大幅上涨的粮价反而涨得更高。

这是因为保守色彩浓厚的执政托利党(Tory)为保护其支持基础地主的利益,于1815年制定了谷物法。谷物法的核心是禁止进口外国农产品。当国产小麦每夸特(约12.7公斤)价格低于80先令时,即禁止小麦进口。拿破仑战争前每夸特小麦价格约为46先令,战争期间涨到177先令,战后跌至60先令,于是多出身大地主的托利党便以谷物法作为高价保障机制。受谷物法影响,工人的生活成本翻了一倍。

政治改革的呼声也很强烈。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但选举制度仍保留封建时代的残余,早在拿破仑战争之前改革呼声便十分高涨。贵族事实上世代当选的腐败选区在658个议席中占了150席。地主众多的康沃尔人口40万却拥有44个议席,而人口超过100万的伦敦仅有4个议席,议席分布完全以地主为中心。以对拿破仑的战争为借口推迟政治改革日程的托利党,战争一结束却翻脸不认账。在政治与经济都被堵死的状态下,面对大规模群众集会,托利党以强硬手段应对。

首先,集会本身未被批准。原定8月2日举行的集会一度推迟到8月9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大规模集会感到紧张的,主办方改革主义者联合也一样。面对官方媒体“流浪者会像法国那样只制造混乱”的攻势,他们确立了“尽可能多的人穿最干净的衣服前来聚集,但最大限度地自我克制”的原则。由于无人携带武器且人数众多,他们甚至演练了按地区有序入场。托利党和官方媒体称其为“军事演练”并制定了对策,在周边部署了皇家炮兵队、8个步兵中队、第15轻骑兵团以及切舍与曼彻斯特义勇骑兵队1500人。

主导集会的激进主义者亨利·亨特登上讲台,以其独特的演说开始抓住示威者的心时,治安官下达了逮捕命令。在挤满群众的圣彼得广场,逮捕并不容易。好不容易逮捕亨特之后,群众与骑兵队似乎短暂推挤了一阵,广场随即变成血海。因为义勇骑兵队拔刀疾驰。一旦遇到阻拦或反抗,立刻挥刀砍杀并以马蹄踩踏。继义勇骑兵队之后,正规军轻骑兵团也加入残酷镇压,造成15人死亡、700余人被刀砍伤。英国的军队为何镇压得如此残酷?有必要考察镇压主力义勇骑兵队的构成。义勇骑兵队具有民兵性质,但与别国的民兵队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成员不同。拥有马匹、精于骑术的自耕农以上阶层“乡士(Yeomanry)”是义勇骑兵队的核心。只是规模较小,但在地主这一点上与托利党利害一致的乡士们以非常勤形式服役,只要出钱,义勇骑兵队的少尉甚至可以买到现役中校的军衔。作为富裕中产以上阶层、属于既得利益势力的乡士们,把要求选举权的示威者视为“结成群体威胁社会秩序的不逊势力”。

随着集会不断推迟,被迫离开生计而紧急集结的乡士们对示威者的敌意也越来越大。部分义勇骑兵队在镇压行动前甚至喝了酒。轻视并憎恨工人的义勇骑兵队官兵,与参加圣彼得广场示威的部分工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决定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胜利的滑铁卢战役中战斗过的百战老兵。被义勇骑兵队砍伤后送往医院、半个月后死去的织工“约翰·李”,也是滑铁卢战役的参战老兵。

在现场坚守的记者们为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取名为“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这是讽刺滑铁卢(Waterloo)战役的勇士们在圣彼得广场(Peter's Field)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而造出的词。当时身在意大利的诗人珀西·雪莱(Percy Bysshe Shelly,1792-1822)听到彼得卢屠杀的消息后,写下了诗作《无政府状态的假面》。30岁早逝的雪莱这部作品在他死后10年才问世,唤起了人们的反抗精神。其最后几行:“像睡醒的雄狮那样,起来,展示我们的勇猛!/把沉睡时套在我们身上的锁链/像鬃毛上的水珠一样抖落!/我们人多,他们人少!//”

拜伦、济慈等人也为彼得卢屠杀留下了作品。它改变了英国政治经济的走向。恶法“结社禁止法”于1824年被废除,争取参政权的运动也被点燃。1833年制定了工厂法,政府开始对最低限度的产业安全和童工进行规制。谷物法也被废除(1846年),消费品和粮食价格随之下降。政治运动也相对比以前自由。更具决定性的是,它成为英国特有的“劳动阶级”形成的契机。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认为,彼得卢屠杀之后,工人大众开始不是通过自学,而是通过相互协作来增进知识。

工人们不仅在书店、酒馆、工场、教会,还通过夜校、主日学校和各种聚会公开读报,并自己办定期刊物,不断扩大势力。1830年代选举法修改运动时期,被称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泰晤士报》发行量不足5800份,而工人团体办的报纸或定期刊物销量最少也有5000份至10万份。英国工人的自我学习催生了1900年代工党的成立。192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政治一直延续着工党与保守党的两党体制。可以说,彼得卢屠杀约100年后,示威者的愿望至少部分得以实现。

再过两年就是彼得卢屠杀200周年,但这听起来并不像单纯的旧事。屠杀聚集在彼得卢广场的民众的义勇骑兵队,与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是否因一丁点既得利益、一寸精英意识而轻蔑那些财产比自己少、书读得比自己少的人,或是把阵营利益看得比社会整体利益更重?热衷于自我学习与自我开发的劳动,在我们这里有多少?韩国历史的广场何时才能长出肌肉?就像雪莱的诗那样,我想把虚伪、歧视与不义,像雄狮抖落鬃毛上的水珠一样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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