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14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亨利·梭罗,狱中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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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8月14日,马萨诸塞州的税务官抓住了一名住在康科德森林中的29岁青年。罪名是6年未缴人头税。青年拒绝纳税的理由很明确:国民的税金被用于维持奴隶制度,因此不能缴纳。收到最后催缴通知的青年坚称,如果政府对墨西哥发动不道德、无正当理由的战争,那就更不能纳税。因坚持信念被逮捕的青年随即被关进监狱。关押时间仅一天。多亏姑母未征得他同意便代缴了税款,他得以获释。

在监狱度过一夜的青年继续在林中木屋生活并写书。主张“若国家或法律要求违背良心,就应抵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原题 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 or Civil Disobedience, or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1849年)就这样问世。与主张“恶法亦法”的苏格拉底相反,主张公民积极抗争的这位青年名叫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他1817年出生,至1862年因肺结核去世,45年一生都在故乡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度过,是一位文人。

梭罗把狱中经历写进了《论公民的不服从》。“由石头和灰泥筑成的牢房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因为它一刻也没能让我觉得自己被关起来了。我反而觉得真正被关在监狱里的是村里的人,只有我这个缴了税的人是站在监狱之外的自由人。……中略……他们囚禁了我的肉体,铁桶般看守着我所在的牢门,却没能囚禁我的精神。正如他们自由出入一样,我的精神也不受阻碍地自由出入监狱。”

在监狱中感受到自由的青年梭罗,生前并未受到很大关注,但身后随着时间流逝,重新受到瞩目。从单纯的文人到诗人、思想家、废奴主义者、植物学家、抗税运动者、文明批评家、历史学家、生态主义者,探讨梭罗各个侧面的国内外研究论文数不胜数。从哈佛大学(英文学)毕业时起,他就走上了与众不同的道路。他没有选择金钱与功名,而是选择了与自然和谐的生活。他做过临时教师和测量员,受前辈、自然主义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Edward Waldo Emerson:1803~1880)的影响,先后担任杂志社编辑,之后独自走进森林。

与文明世界断绝往来,多半是为了体会死心或孤独,但梭罗的情况恰恰相反。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1854年出版的初版书名为《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中写明了他走进森林的理由。“我想深刻地生活,汲取生命的精髓,想坚强而严格地生活,把一切不属于生命的东西彻底清除。”“我去瓦尔登湖,不是为了用更低的生活费过日子,也不是为了过奢华的生活,而是为了不受任何干扰地做属于我自己的事。”再看得详细些。出生于牧师家庭的梭罗,在康科德的自然中接触原住民传统长大。学习越多,他对物质文明越是怀疑。为什么连人口仅2000人左右的小村庄,也要让钢铁怪物(火车)驶入,发出撕裂耳膜的尖啸?人们为什么不在湖里喝水、游泳,而要把自来水铺到村里去洗碗?为什么不亲手采摘野草莓来吃,却要从早到晚奔忙赚钱去买草莓?

在无尽的追问中,梭罗决心“为了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把探究野性当作事业,把散步当作职业。这一决心的具体行动就是林中生活。曾约定一同开展教育运动的兄长病故也带来影响。梭罗在28岁的1845年前往瓦尔登湖畔。国内书籍译为“湖”,但在英语圈百科词典中,“瓦尔登”与其说是湖(lake),不如说是池(pond),是一个小湖。面积24万6858平方米(约7万4770余坪),比蚕室石村湖大,比一山湖水公园小。在原属爱默生的瓦尔登湖畔森林里,梭罗先盖起了木屋。

这座带阁楼和壁橱的房子,大多由他独自完成,偶尔得到朋友帮助,建成花费28美元。家什只有床、餐桌、书桌、镜子、锅、平底锅、勺子、洗脸盆、杯子、汤匙、油罐、糖蜜罐、灯各一件,椅子三把、刀叉两副、盘子三个。梭罗尽力过得简单。吃的只有米、粗玉米粉和土豆,偶尔能在林中采果子吃。梭罗每天早晨散步,把所有树木和野果、鸟与动物、湖水的变化都收进眼中。

为了果腹和取得最低收益,他翻地种了豆子和土豆。第一年收益只有8美元。但不必担心。不够就到村里去做日工。梭罗其实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适应的“全能技师”。这得益于他从小就玩美洲原住民的工具。据拉尔夫·爱默生之子爱德华·爱默生根据观察“梭罗叔叔”的经历所写的《与梭罗共度的日子》,“他是亲切慈爱的教师,是能制作石墨铅笔的一流技师,是手艺高超的园丁和最出色的测量员。他既是木匠也是作家,是能打动所有人心弦的笛手,是哲学家,也是造诣胜过任何人的生态学家。”

与走向医生、法律家、高级公务员道路的其他哈佛毕业生不同,梭罗在故乡康科德作为享受生活的劳动者生活。他不被某一种劳动束缚,需要的劳动自给自足,技艺因此不能不多彩。梭罗把劳动完全敞开。他不取任何报酬地帮邻居修房子、修整庭园,做演讲、吹奏乐器。《瓦尔登湖》的第一章《林中的经济学》中,呈现出梭罗在过着从容生活的同时,锐利地打磨自身思考的形象。梭罗证明,如果追求朴素的生活,一年只工作6周也能维持生计。在瓦尔登,梭罗的生活是富足的,时间流得很慢。

离开瓦尔登后,梭罗直到45岁结束短暂一生,主要投入著述与演讲活动。测量工作也一直在做。为了生计。由于名声不大,又不索要高额讲课费,他的演讲收入远少于他人。出版收入也不理想。自费出版的《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初版1000册中只卖出300册。《论公民的不服从》卖了多少,连统计都难以找到。37岁出版的《瓦尔登湖》在他去世前的8年间也只售出2000册左右。

在加州淘金热以及铁路投机与股票投资热潮涌动的时期,主张比金钱和物质文明更重要的是精神与灵魂的梭罗,直到死后才获得世人的评价。列夫·托尔斯泰、约翰·拉斯金、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等都深受梭罗影响。曾打动少数思想家的梭罗著作进入大众视野,是在20世纪中后期以后。随着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指出增长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系列等问世,梭罗开始作为未来的替代方案备受推崇。

把一直将自然当作征服与殖民对象的西方文明近代史转向以生态为中心的运动也更为强劲。然而以开发和技术为中心的思维依然如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连朝鲜都遵守的巴黎气候协定也要破坏”的嘲讽毫不在意,摆出打开污染产业阀门的姿态。正因是理智与真实无处立足、煽动者横行的“后真相(Post Truth)”时代,梭罗的精神才更加闪耀。梭罗仿佛是为21世纪留下了《论公民的不服从》和《瓦尔登湖》。

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告诉人们应对蛮不讲理权力的方法。“我并非为了被人强迫而生。我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究竟谁最强,日后自见。”梭罗的思想与孔子也相通。“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第八篇)。19世纪梭罗的思想超越时代,对21世纪的两极分化也给出教训。“一个阶层奢侈的生活,与另一个阶层的贫困并列而取得平衡。一边有宫殿,另一边就有救济院和闭口不言的穷人”,“用剩余的财富只能买到剩余品。买灵魂的必需品并不需要钱”。

全南大学教授(英语教育系)柳熙锡在研究论文《瓦尔登湖与近代世界》中如此界定梭罗的价值:“这是一部对追求非人道资本积累与增殖的反生态资本主义近代化提出健康批判并提示替代性思考的作品。”对韩国而言,梭罗也很特别。柳教授在上述论文中的结论是:“对经历了世界上绝无前例的压缩式近代的韩国读者而言,完整地继承《瓦尔登湖》(与梭罗)既是一项不小的智性挑战,也仍是一道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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