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科学技术创新本部长(副部长级)朴基永11日晚在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科技信息通信部驻部记者的“辞职文”中表示:“殷切希望来之不易而设立的科学技术创新本部忠实履行作为科学技术控制塔的作用,实现科技人的热望,并真诚祈愿我的辞职成为科学技术界和谐与发展的契机。”以下为辞职书全文。
<辞职书>
写这篇文章时,我无法在标题上写下“辞去科学技术创新本部长”这样的题目。被指名后的4天里,我不敢在自己的名字前使用本部长这一职务名称。
感谢总统在预料到困难局面的情况下仍指名我为本部长,并通过发言人的简报再次表达了信任。
被指名后,随即从MBC《PD手册》前制作团队等多处开始提出质疑,不安感成为现实。11年前黄禹锡博士的论文造假事件,对我而言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红字。
作为在青瓦台总揽科学技术政策的负责人,出了如此巨大的问题,我怎会没有想要道歉的念头呢。作为负责人,我也曾想数百次跪下道歉。我承担了科学技术这艘船的航行,却是让船整体沉入水中的罪人,想到这一点,我对全体国民感到罪过。因此我决定默默承受所有责难。而且当时的气氛也不容任何道歉被倾听。
作为研究者,我尊重科学界自身的验证体系——“研究课题选定与论文刊载”所作出的结论。特别是,我首先相信研究者的实验结果。虽然并非没有略感疑惑之处,也曾直接提问,但我相信了黄禹锡博士的论文和实验结果。
即使现在,我仍认为政府在设定研究方向时应反映国民舆论。11年前,黄禹锡博士是连儿童读物都出版其传记的巨星级科学家。有报道以头版刊登,称黄禹锡博士的研究本应顺利推进,却因政府支持不足而在集装箱建筑中做研究,从而指责政府支持不足。各界竞相支持黄博士研究的气氛浓厚。干细胞事业团也得以成立。生命科学界对黄禹锡博士的研究支持虽有不满,但最终他仍持续获得多项政府研究课题和设施等支持。
黄博士的研究受到政界和媒体关注,是在我担任辅佐官之前很久、约10多年前就开始的。我与黄博士见面是在1999年前后。红字的种子就在此孕育。我当时是从事科学技术运动的一名不起眼的地方大学教授,而黄博士是明星科学家。我在撰写了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深度研究报告之后,因这一内容的专业性而与其相识。
黄禹锡博士事件发生时,我深感负有全面责任。我立即提交了辞呈,但因接连不断的巨大冲击内容,辞呈在近2个月后才被受理。作为青瓦台幕僚、作为政府科技政策负责人,我承担责任而辞职。我认为那是承担责任最大的方式,也是道歉最深的方式。
仅因黄禹锡教授的论文造假事件发生在我任期内,就把我描述为黄禹锡论文欺诈事件的主导者或积极参与者,我认为是不公正的。陪同总统前往黄禹锡教授首尔大学研究室的人不是我。那是2003年,当时我并非辅佐官。就连最清楚不是我的实验室当事人,也写成是我陪同前往的。为了给我抹黑,甚至编造并利用虚假内容。即便如此,我也忍了下来。
在我被任命为青瓦台科学技术辅佐官之后,由于曾一度是共同研究团队的缘故,我对黄禹锡教授的干细胞研究团队予以鼓励,并对研究进展情况进行监测。我在青瓦台负责这项工作,但除此之外,多个部门也在进行黄禹锡研究的管理工作。
作为常在争取研究经费上遇到困难的地方大学研究者,我认为不应因明星科学家而使研究现场的研究经费份额减少。因此我还提出了以其他财源作为最高科学家研究经费财源的想法,并将其移交给了相关部门。
连国外著名干细胞研究者都一致赞叹的研究竟是造假,谁能想到呢?黄禹锡教授研究造假的全部责任都倾泻到我身上,对我而言实在过于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