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界持续处于冲击之中。最低工资的急剧上调、转为正式员工的压力、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毫无节制的市场干预、脱核电与工业用电价上涨的可能性、增税争议等,企业界面临的不确定性正以难以承受的速度累积。
在如此助长不确定性和反企业情绪的同时,却把经济界人士召来,要求共享国政理念、积极投身创造就业岗位。如果每次总统会见经营者时所宣布的增加投资和新增招聘的承诺都能兑现,我国经济早已就业岗位过剩,政府也无须每年编制追加预算来刺激景气。
本届政府激进经济政策发布在程序和内容上都以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推进。首先,连经济问题的诊断或分析过程都不存在。作为必须扩大公共部门就业的主张依据,称我国公共部门就业比重为7%,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相比北欧的30%过低,所以要提高。然而看同一份报告,经历20年长期萧条的日本为5%左右,比我国还低。北欧由公共部门承担医疗和教育,而日本和韩国则委托给民间,由此产生了统计的假象,却仍以此为依据强辩必须增加公共部门就业岗位。
脱核电宣言也是如此。总统作出脱核电宣言,再由非专业人士组成的公论化委员会来决定。没有比能源价格更难预测的领域。石油价格曾一路飙升、被称将涨至每桶200美元,能源自主化率成为国政目标,那只是10年前的事,此后油价却暴跌至20美元区间。而废弃核电、改用石油或天然气发电,不仅涉及生产成本,还有贸易收支等众多需要考虑的事项。然而在这一草率的决策过程中,哪里都看不到细致而长期论证的痕迹。即便脱核电是全体国民的选择,也不该由总统如此公开地大张旗鼓出面。核电是向中国等多个国家出口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没有理由以我们率先废弃为荣从而丢掉国际竞争力,悄然推进即可。
最低工资的决定过程和上调幅度更是不值一提。最低工资劳动者属于贫困家庭的概率不到30%,是缩减贫困的低效手段,却连考虑其他替代方案的痕迹都没有。大多数令人震惊的经济政策,从原因分析和诊断开始就出错的情况屡见不鲜,政策手段的备选方案也未经彻底研究,政策带来的后遗症则是等出现了再说。这种粗放做法实在难以令人相信是世界第10位经济大国的政策过程。当下需要的不是企业配合政权的国政理念,而是政权尊重市场原理。
政权有其倾向的政策。为了从结论出发去为这些政策正名,便动用被扭曲的统计,采取组建排除持不同意见专家的委员会这类伎俩,并忙于把指出问题的人当作积弊、贴上反改革的标签。
这背后潜藏着我国政府结构的双重性和青瓦台幕僚班子意识形态偏向性这一先天性问题。由于宪法在总统制中加入了内阁制要素,既有内阁制式的部长,又存在与内阁分量相当的首席秘书和秘书班子这两个“内阁”。这一矛盾在现政府身上表现得最为极端。青瓦台被批评为遭所谓“全大协会长团”占领,分配主义者获得重用,如今内阁只是形式上存在。统管经济的经济副总理,在如今倾泻而出的经济政策中处处不见其身影,成了幽灵副总理。如今内阁组建已完成,这种摆脱国会制衡的隐性权力所上演的“刀客乱舞”式经济冲击秀,应在此止步。
李炳泰 KAIST经营大学教授、KAIST青年创业投资控股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