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27 | 박현욱 기자

[您怎么看]公共机构引入劳动董事制——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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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政府决定自明年起在公共机构引入的劳动董事制,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交锋激烈。

劳动董事制是指劳动者代表作为董事出席企业董事会,行使发言权和表决权等的制度。在欧洲,德国、荷兰、爱尔兰等国已普遍实行该制度,在韩国国内,首尔市于去年9月首次制定了相关条例。政府的用意是让工会推荐的人士参与公司经营,从公共企业开始实现决策结构的民主化,但担忧副作用的声音也不小。赞成劳动董事制的一方主张,把劳动者的意见反映到机构经营中,可以提高经营效率并改善对国民的服务质量。对此,反对一方则反驳称,劳动者参与经营会导致决策迟缓和投资萎缩等问题,而且在率先引入该制度的欧洲也找不到确切的成功案例。现刊载双方观点。

劳动董事制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劳动对各类经营组织和国民经济承担的责任不逊于资本,因而也拥有权利(持股)。其出发点在于,劳动者在受雇期间并非只是单纯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领取既定报酬,而是在经营恶化时要承受结构调整、被减薪,还要共同承担停业或破产等风险,即是命运共同体。因此认为有必要实行劳资共同决定制度,而具体方案就是劳动董事制。

在欧洲,劳资共同决定制度是普遍而理所当然的制度。在德国,劳动者参与权早在1919年就写入魏玛宪法,并于1920年反映在企业委员会法中。真正全面展开是在二战之后,1951年的矿业与钢铁业共同决定法和1952年的企业组织法确立了劳资同数参与的劳资共同决定制度。在瑞典,通过1938年的萨尔特舍巴登协约实施;在爱尔兰,则于1987~1990年第一次社会团结协约中以“国家复兴计划”的形式推行。在荷兰通过瓦森纳协议实施,在芬兰则作为实现产业和平与协作型劳资关系的收入政策加以实施。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制度。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欧洲的经济民主化要求并非出自激进左派,而主要来自基督教会、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及改革派保守阵营。摒弃社会主义革命那样具有威胁性的激进主义,转而追求改革与公平,以团结胜于斗争、共同责任胜于对立为战略的渐进主义,最终通向了经济民主化。

由此来看,公共机构实行劳动董事制具有多方面优点。

第一,通过共享机构的经营信息提高运营透明度,可以成为预防公共机构尤其易发的腐败与违规的内部机制。事实上,德国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发展出劳资共同决定制度,但也有分析指出,正是由于政治权力与少数大企业集团的勾结导致纳粹法西斯主义兴起,二战后美国军政当局才鼓励引入该制度,以便劳动者能够监督大企业经营。

第二,作为经营主体拥有主人意识、共享成果与责任,可以提升公共机构对国民的服务质量。对外部客户的服务改善源于对内部客户的服务改善。确立参与型而非权威主义的职场文化,能够在组织内部化解各种意见分歧和利益对立等矛盾,这也就直接带来面向外部客户即国民的服务提升。尤其对公共机构而言,可以防止组织官僚化以及在其阴影下滋生的搭便车、机会主义、渎职等组织低效的扩大。这正是包容性经营体系而非榨取性制度的效果。

第三,通过实现构想与执行的统合而非分离,能够不断在智识上激励全体组织成员,并把现场情况即时反映到整体经营中。成员权限的强化会带来能力的强化。根据对欧洲各国经营组织与国民经济绩效之间相关关系的分析,与构想和执行相分离的美式福特主义模式或仅允许有限范围参与的日式“精益生产模式”相比,保障广泛参与和自主的参与型模式在增长规模与持续性上要出色得多。

第四,当今所有组织都强调的创新必然伴随创造性破坏,唯有如此组织整体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然而创造性破坏并不容易,它要求牺牲与不便。在参与型组织中,成员自行认知并接受其必要性,从而提高应对外部波动的能力和危机中的恢复力,即灵活性大为提高。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有三大核心要素:短期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长期是知识的开发与实际应用,而中期最重要的是协作能力,这同样适用于公共机构。

我国社会上要求通过提高效率来持续增长的呼声很高,但职务体系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却并未真正实现。应摆脱公共机构业务效率低下的成见,在劳动董事制的基础上建立科学评价各个人与组织业务成果的体系,进而依据这些数据由劳资共同提高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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