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26 | 오철수 논설위원

[周四清晨]瓦森纳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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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作为制度的民主主义不会再动摇或后退。现在我们新的挑战是经济领域的民主。”

6月10日,文在寅总统在首尔广场举行的“6·10民主抗争30周年纪念仪式”上强调了经济民主。他认为,如果不纠正财富的极端不平等,民主主义本身可能受到威胁。文总统提出以社会大妥协作为实现途径。文总统认为,当劳、资、政等所有经济主体各自作出让步、分担负担时,光明的未来才会开启。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社会大妥协?为此有必要参考1982年通过劳资政大妥协治愈“荷兰病”的《瓦森纳协约》。1982年吕贝尔斯以43岁出任总理时,荷兰经济几近破产。由于1970年代过度的福利支出和石油危机等,经济增长率转为负值,投资情绪萎缩,街头充满失业者。此时吕贝尔斯总理推动的便是《瓦森纳协约》。该协约通过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克里斯·范·维恩与总工会代表维姆·科克的会晤达成,但其背后有政府的积极作用。吕贝尔斯总理一上任便抛出重磅宣言:“如果劳资双方不就抑制工资达成妥协,政府将介入”,并率先冻结公务员工资。在总理的压力下,劳资双方不得不走向妥协。这里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吕贝尔斯总理的平衡姿态。他不偏向任何一方,从劳资双方都争取到了让步。工会同意抑制工资上涨,资方则通过缩短工时创造了岗位。最终,总理以积极意志、从任期初期便以平衡姿态说服劳资双方,治愈了荷兰病并创造了奇迹。

从这一角度看文在寅政府推进的社会大妥协,确实令人有些担忧。正如《瓦森纳协约》所示,重大改革如果不在政权有力量的执政一年之内推进,就很难成功。特别是在我国五年单任总统制的权力格局下,我们无数次看到越到后期政策推动力越弱的事例。文总统6月22日首次主持就业委员会会议时,向两大总工会呼吁:“我们会好好对待劳动界,请给我们一年时间。”一年后文总统的支持率是否仍如现在这般高企,无人能够保证。尽管如此,把希望寄托于一年之后,可能会错失实现社会大妥协的机会。我国唯一成功实现劳资政大妥协的金大中总统,之所以能在执政首年1988年初达成劳资政大妥协,也正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强力推进。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是政府的立场。亲劳动界倾向的新政府上台后,工会方面以自己为政权诞生出了力为由,施压政府给出相应回报。相反,经营界则十分畏缩,连想说的话都说不出口,惶惶不安。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单方面向劳动界倾斜的运动场。而本应协调双方的政府,则一心忙于安抚劳动界。非正规职转正规职、提高最低工资等政府近期出台的政策,内容全是为劳动界增添力量。很难看到为营造企业能够兴致高昂地创造岗位的氛围而作出的努力。

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促成劳资政大妥协。从生产层面看,经济靠劳与资这两只翅膀飞翔。如果两翼中有一方无法顺畅展开,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从这一点看,文在寅政府若想像过去金大中政府那样达成劳资政大妥协,就必须先纠正向一方倾斜的运动场。在政府自身失衡的状态下,劳资政大妥协难以成功。/cs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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