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青瓦台近期公布的“三星集团经营权继承”相关文件的前青瓦台行政官在法庭上证称,自己曾接到前青瓦台民政首席禹柄宇“研究一下三星集团”的指示。
25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7部(部长法官金振东)开庭审理李在镕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等人的案件,并传唤曾以青瓦台民政室身份派驻工作的现职检察官、前行政官李某作为证人。李前行政官表示,在青瓦台柜子中发现的文件中,有2张备忘录是自己撰写的,是在A4大小纸张上手写的文件。
李前行政官自2014年6月起担任民政室先任行政官。据他所述,任职不久后便接到禹前首席“研究一下三星集团”的指示。他在制作相关报告书的过程中撰写了备忘录,并称不清楚禹前首席指示研究三星集团的原因。
特检组公开的备忘录中,除“三星集团经营权继承局面→用作机会”的字句外,还记载了“在经营权继承局面中掌握三星集团需要什么,能帮的就帮,并寻求三星集团为国家经济作贡献的方案”、“在解决三星集团当前课题上政府也可行使相当影响力,只能追求双赢”等内容。
在检方调查中,李前行政官供称:“当时会长李健熙病情长期化,媒体上大量议论经营权继承问题作为焦点”,“因此研究报告书主要围绕李在镕经营权继承问题撰写,草案备忘录中似乎也写入了那些内容”。
他在法庭上也表示:“(当时)媒体上有三星集团当前课题是继承问题的内容,我想可能因此反映到了报告书中。”关于报告书撰写过程,当被问及“是接受(禹柄宇)民政秘书官的指示撰写的,不能擅自决定方向或基调,是吗”,李前行政官回答“是的”。他还表示,报告书最终由民政秘书官决定基调并批准。
李前行政官在被问及“是否有过以独立判断作出政策决定的事例”时表示:“我的角色是接受指示并汇报”,“并不处于能独立决定政策的位置”。不过,对于“当时是否有具体指示要研究李在镕的三星集团经营权继承问题”的提问,他回答:“我记得有过要求研究三星集团相关事宜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