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在上世纪80年代还因全球最高的自杀率而被冠以“自杀共和国”的恶名。冬季一到下午2点天就变黑的阴冷天气,加之城市化与工业化急速推进,使国民幸福感下降。1990年芬兰的自杀率比1965年飙升至3倍。
高自杀率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不足,更是社会病态的信号。因为即便收入提高,若国民感到不幸福,经济发展几乎失去意义。最终,芬兰于1991年发布了包含精神健康服务对策和精神疾病预防方法的“自杀预防综合对策”。
这是1986年实施的“国家自杀预防项目”中“心理解剖”的成果。该项目以遗属访谈、遗书以及侦查记录、医疗信息等为基础查明自杀原因,投入的专家多达5万余人,规模庞大。结果令人惊讶。1990年每10万人口30.2人的自杀率,到2012年骤降至几乎减半的15.6人。
如此,不仅芬兰,英国、加拿大、日本等也将降低自杀率设定为国家议题,并实施具体项目。此外,除中央政府外,地方自治团体和社区也在积极行动。因为要减少抑郁症和自杀,增加患者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必不可少。
也就是说,只有政府层面的政策与社区的努力适当并行,才能发挥效果。社会认知的转变也很重要。就像感冒时不会遮遮掩掩一样,抑郁症也应被当作一种自然的疾病来接受。保健社会研究院副研究委员蔡秀美指出:“应在抑郁情绪发展为严重疾病之前进行治疗”,“降低预防和治疗的门槛十分紧迫”。
通过政府政策降低自杀率的典范,除芬兰外还有日本。日本的情况是政府扮演了“控制塔”角色。日本以2006年的自杀对策基本法为基础,在内阁府设立了自杀综合对策会议和自杀预防综合对策中心。预算也大幅增加。2011年约134亿日元的预算,到2013年增至约287亿日元,增长两倍以上。得益于此,日本的年度自杀人数已连续7年呈下降趋势。去年年度自杀人数减少至2万1764人,创1994年以来22年的最低水平。
英国和加拿大则是政府绘制大方向、具体执行由地方自治团体承担。由于抑郁症离不开周围人的帮助,因此构建了从小范围的家人、朋友到社区都能参与患者治疗的体系。英国于2009年启动了心理治疗扩大政策(IAPT,Increasing Access to Psychological Therapies),即在社区内扩充精神疾病治疗人力与基础设施的政策。
英国政府为该项目投入了1亿7700万英镑。负责认知行为治疗的6000名人员被配置到社区和职场各处。结果大获成功。参与IAPT项目的抑郁症患者中有40%出现好转,完成疗程者中17%重返职场。
加拿大同样让社区主导解决抑郁症问题,即以地方自治团体为中心开始提供精神健康服务。地方自治团体不仅将患者,还将潜在患者群及其周边人群纳入服务对象,以便把重点放在预防而非治疗上。结果,加拿大的自杀率在过去20年间下降了20个百分点。
2012年访问韩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精神保健顾问苏珊·奥康纳建议:“韩国能够治疗轻度精神疾病的社区资源非常匮乏”,“若投入充足预算,就能改变国民的精神健康面貌”。
专家们也一致认为,必须为解决韩国的抑郁症问题投入更多预算和人力。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地方自治团体和中央政府应共同制定长期计划。首尔大学保健福祉学系教授姜相庆强调:“精神健康对策应由政府主导,但应改革为把资源集中于社区”,“打造涵盖社区和普通国民精神健康促进的模式,将是今后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