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23 | 오현환 기자

[时论]最低工资制问题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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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以劳动作为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人们通过劳动获得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保障,理所当然是国家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最低工资制度具有维护共同体整合、维护成员自尊感与认同感的功能。但另一方面,该制度是对私法自治原则和市场经济的例外性强制介入,因此立法方式与司法解释必须极为慎重,这一点自不必多言。

据称,政府为支援因最低工资急剧上调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的小微中小工商业者等,计划按超出过去5年平均上调率部分的比率,相应发放补助金。大致估算的金额为3万亿韩元。这等于用国民税金来填补因一律确定最低工资而产生的副作用。从对所有人同等适用最低工资来看,虽满足了平等的要求,但这种平等是否也符合公平,进而从适用最低工资的劳动者立场看是否一定可取,都值得怀疑。

现行最低工资法于1986年制定,历经数次修订至今,其模板是1959年制定的日本最低工资法。但与我国不同,日本在体现最低工资法立法宗旨的同时,以非常精细的立法将可能出现的副作用降至最低。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原则上并非按全国单位,而是在相当于我国广域自治团体的层面确定最低工资,使各地区的物价、经济状况、就业效果的特殊性反映到工资中。此外,考虑劳动强度,对于轻度业务或施行令规定的人员,留有按一定比率减额支付的余地。并且根据特定事业或职业,可由主管部门长官或地方自治团体确定特定最低工资。加之把向劳动者提供的餐食等货币以外的实物支付也视为薪酬的一种,进行适当评估并计入,从而也照顾了用人方的立场。由于我国最低工资法中没有这些规定或已形同虚设,以致出现连从事简单劳务的外籍劳动者,也不分行业与业务强度都不得不用国民税金补助薪酬这种荒唐局面的可预见性。

这种刚性也直接体现在最低工资决定中未将经营者的工资支付能力纳入考虑对象。我国法律规定“最低工资考虑劳动者的生计费、类似劳动者的工资、劳动生产率及收入分配率等予以确定”,这与日本最低工资法“各地区最低工资应考虑该地区劳动者的生计费以及通常雇主的工资支付能力予以决定”的条款形成对比。在对契约自由原则设定重大例外的同时,却未明示应考虑该契约一方当事人,这种立法态度令人无法认同。我国法律的刑事处罚对象也远比日本广泛,力度也非常严厉。这样的法律体系并非只对劳动者有利。对某些人而言,解除无法持续的就业不安,可能比消除对低工资的不满更为紧迫。即便钱拿得少一些,也可能更希望获得就业的持续性保障,或获得该职业所需的熟练技术与经验。换言之,希望以工资换取任期的情形完全可能存在,而现行法却全面阻断、一概不予允许。这也意味着立法的善意极有可能沦为专横。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使最低工资法具有默认规定的性质。即仅在当事人之间未另行约定时,才以最低工资法作为一项基准,而若用人方滥用这一点,则由国家事后介入予以纠正。这也是化解“急剧上调最低工资可能使就业进一步减少”这一悲观预期的有力办法。期待政府当局与立法机构进行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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