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21 | 구경우 기자

“只听大企业工会的话,把外行之言定为党论”…朱镇亨痛批“最低工资”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前Hanwha Investment & Securities代表朱镇亨就文在寅政府的最低工资上调决定发出强烈批评之声,称“这到底是谁制定的竞选承诺”。朱前社长是文在寅总统在去年国会选举时不顾周围批评而引进的人士。作为共同民主党经济政策的“智囊”,他近日对政府即将付诸实施的“最低工资1万韩元”承诺的副作用进行了辛辣批评。

朱前代表21日在本人的Facebook账号上留下了题为《没有父母的孩子:最低工资1万韩元》的文章。他先是表示“(在最低工资上调方面)有几件奇怪的事”,随后展开强烈批评:“这是谁、如何制定的承诺,阵营内部是谁主张这个的?”朱前社长将最低工资上调方案比作“没有父母的孩子”,批评称:“是谁主张的、宗旨是什么、依据是什么、预期效果分析是什么,都含糊不清地走到了这一步”,“恐怕是把大企业工会的半仙之言当作党论接受下来,顺势走到了今天。”朱前代表在被文在寅总统引进而踏入政界后,曾任民主党国会选举政策承诺副团长和国民经济状况室副室长等职。近期还曾被列为韩国国民年金理事长候选人,是在现政府中颇有地位的“进步倾向”金融人士。

最低工资委员会于16日决定将明年最低工资较今年上调16.4%,至7530韩元。面对陡峭的上调幅度,小工商业者和中小企业强烈反对,经济学界也批评称这是对韩国经济进行前所未有的“实验”。虽然政府称将投入3万亿韩元财政补贴工资,但现场不满声称这只是权宜之计。

“曾作为收入主导增长的示例被提及

本不是主要政策手段…

关于最低工资上调水平的讨论

连预期情景都没有”

朱前代表列举四点理由批评“2020年最低工资1万韩元”政策。首先是政策责任归属不明。即“没有人站出来说‘这件事做好了是我的功劳,做坏了是我的责任’”。朱前代表表示:“洪长杓(经济首席秘书)等人在主张收入主导增长论时,曾把提高最低收入作为实现该论的政策手段示例提及”,“但据我所知,他也只是把提高最低工资列为政策手段之一,并未说过要在2020年之前上调到1万韩元。”

朱前代表提出第二点批评:“(最低工资上调的)宗旨也很模糊。”他解释称:“最低工资上调在收入主导增长论中并不是主要政策手段,只是一个示例”,“最低工资上调、通信费下调、社会性岗位扩充等都是举例,并非主体。”朱前社长分析称,受雇者总报酬(total compensation)约为650万亿韩元,其中工资收入约550亿韩元,若要提高5%,每年需增加30万亿韩元。他提高声调称:“给最低工资适用对象每人多给1000韩元、再下调通信费,也远远达不到10万亿韩元”,“还有人像金尚祖(公平交易委员长)那样称之为引水。那么要抽上来的地下水从哪里、什么时候、怎样出来?”

基于上述理由,朱前代表断定该政策“也没有依据”。他指出:“国际上谈最低工资时,首先看的是是否高于全体工薪劳动者中位收入的50%,而韩国已接近45%”,“(韩国)稍微一提高就会马上超过50%”,“若为1万韩元,则远远超过中位收入的50%。”

“先干了再用财政补贴

这是世上第一次见”

最后,他强调:“连政府方面关于经济将会怎样的预期情景都没有”,“如果是引起如此社会争议的政策,就应当给出实施后的预期效果。”朱前代表指出:“金东兖副总理在上调决定次日发布缓解预期副作用方案,也实在奇怪”,“自己把事情干了,第二天不是为其辩护,而是列出减轻副作用的对策,这是世上第一次见。”他接着指出:“到了这种程度的事项,政府内部总该有人出来说明:这是我基于如此如此的理由主张的,经过如此如此的过程得到总统和政策负责人的同意,将产生如此如此的效果,不是吗?”

朱前代表以如下文字结尾:“孩子出生了,却没有人站出来说自己是这孩子的父母。据说文在寅总统表示先做做看,明年再重新看。听起来就像是他们自己也是在草率落子之后才醒悟过来。”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