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执政党制定经济政策的前共同民主党国民经济状况室副室长朱镇亨(前Hanwha Investment & Securities社长)对文在寅政府上调最低工资的决定发出批评之声。
朱前副室长21日在本人的脸书账号上发表了题为“没有父母的孩子:最低工资一万韩元”的文章。他写道“近来围绕最低工资上调的争论十分热烈”,并以“但有几件事很奇怪”开篇。接着他指出:“这是谁、以何种方式制定的承诺?阵营内部是谁主张的?”
他把上调最低工资方案比喻为“没有父母的孩子”,并强烈批评道:“是谁主张的、宗旨为何、依据为何、预期效果分析如何,都含糊不清地走到了今天。恐怕是把大企业工会那套半吊子说法当成党论接受下来,才走到这一步。”
朱前副室长在被文在寅总统引入、踏入政界后,曾历任民主党总选举政策承诺副团长等职。正是这样的他,近来对最低工资的急剧上调作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
朱前副室长批评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做好了是我的功劳,做坏了是我的责任’。”他接着表示:“洪长杓等人主张收入主导增长论时,曾把提高最低收入作为实现该理论的政策手段之一举例提及”,“但据我所知,他也只是把提高最低工资列为政策手段之一,并未说过要在2020年之前上调到一万韩元。”
他还指出“(上调最低工资的)宗旨也很含糊”。朱前副室长说明:“上调最低工资在收入主导增长论中并非主要政策手段,只是举例而已”,“这些(上调最低工资、下调通信费、扩充社会性岗位等)只是举的例子,并非主干。”
同时他还表示,靠上调最低工资难以带动经济增长。他评价说:“把这些都做了,也不会形成工资主导增长”,“也有像金尚祖(公平交易委员长)那样称其为引水之水的人。那么要抽上来的地下水从哪里来?又在何时、如何出来?”
朱前副室长表示:“没有人提出讨论,应以什么作为判断最低工资上调到何种程度才合适的标准”,“国际上谈最低工资时,首先看的是是否高于全体工资劳动者中位收入的50%。韩国已经接近45%。”他接着指出:“(韩国)稍微一提就会马上超过50%”,“如果是一万韩元,就会远远超过中位收入的50%。”
最后他表示:“连政府方面对经济将会如何的预测情景都没有”,“若是引起这种程度社会争议的政策,就应当给出实施之后的预期效果是什么。”
他还指出,连官僚们都附和上调最低工资而不出声,同样可疑。朱前副室长批评说:“金东兖副总理在上调决定的次日发布缓解预期副作用的方案,也是奇怪至极”,“自己把事情做下来,第二天不去为其辩护,反而摆出一堆减轻副作用的对策,这是世上头一回见。”他并表示:“到了这种程度的事项,政府内部难道不该有人站出来说明,这是我出于如此如此的理由主张的,经过如此如此的过程得到总统和政策负责人同意,将产生如此如此的效果吗?”
朱前副室长在文章结尾写道:“孩子出生了,却没有人站出来说自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听说文在寅总统表示先试一试,明年再看。这听起来就像是他们自己贸然下了一着棋之后才醒悟过来。”
/具庆宇记者 bluesqu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