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妻子诀别后独自生活已满10年的金某(82岁),近几年一直饱受失眠折磨。担心睡着后会因呼吸不畅而死去,这种莫名的不安让他不喝上一瓶烧酒就根本无法入睡。体重减轻了,浑身没有一处不疼,药不离口。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年轻时让家人伤心,如今才遭到惩罚,因而心情抑郁。记忆力明显变差,担心是不是痴呆的早期症状,只感到恐惧。每当电视里播出老人自杀的新闻时,他也会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在成为子女负担之前做出同样的选择。
金某的苦恼绝非个别案例。2014年Statistics Korea对1121名65岁以上老人进行的调查显示,10.9%的受访者回答曾想过自杀。而且其中12.5%实际尝试过自杀。在韩国自杀率截至去年10多年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位居第一的情况下,老人自杀率的状况更为严重。
老人自杀的最大原因是生活困难。因此专家们一致认为,为老人提供公共岗位、充实基础年金等扩充老人福利体系,是降低老人自杀率的根本对策。但由于这是需要巨额预算的长期课题,他们指出,短期内仅通过建立各地区老人福利中心、扩充人力等方式缓解孤独感,也能够降低自杀率。
◇“老人不幸福的国家,大韩民国”=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以2014年为准,韩国70岁以上老人自杀率达到每10万人116.2人。这比全体人口的平均自杀率(每10万人28.4人)高出4倍以上。即便按照Statistics Korea的资料,以2015年为准,80岁以上和70多岁人群每10万人的自杀率分别为83.7人和62.5人,分别位居第一、第二。
80岁以上人群的自杀率达到20多岁人群(16.4人)的5倍以上。也就是说,韩国在OECD成员国中最糟糕的高自杀率,正是被老人自杀率拉高的。此外,以2015年为准,因抑郁症前往医院就诊的人中,60岁以上者的比重达到42%。
其中,男性比女性更易患抑郁症。因为他们习惯于家长制,只专注于养家,平时与家人交流不足,往往不知道如何排解压力。也有研究结果显示,通常在配偶去世的情况下,男性老人的自杀风险比女性高出2倍以上。
他们做出极端选择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困难和健康恶化。韩国保健福祉部2014年以曾想过自杀的老人为对象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最大的原因是经济困难(40.4%)和健康问题(24.4%)。此外,孤独(13.3%)、与家人及朋友的矛盾或断绝往来(11.5%)、配偶等亲人去世(5.4%)等与家庭或社会断绝联系的因素也占很大比重。也就是说,他们因生活困难、健康问题或孤独而饱受抑郁症折磨,却不接受治疗,最终做出极端选择。
◇“抑郁症也是病”……认知正在改善=不过,“抑郁症是精神软弱的证据”这一陈旧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与忍受抑郁情绪相比,希望通过医院诊疗或咨询来解决的倾向正在增强。据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公布的数据,2015年接受抑郁症诊疗的65岁以上老人为22.4万人,比2011年(17.5万人)增加了28%。相当于每年增加6.4%,是全体年龄层年增长率3.1%的2倍以上。
考虑到老年抑郁症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这意味着与过去不同,老人们已将抑郁症视为需要治疗的疾病并前往精神科就诊。此外,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会提高痴呆风险这一认知的普及,似乎也对前往医院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增加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仅是医院,参与各类咨询项目的老人也大幅增加。克服了抑郁症的老人亲自担任咨询员的情况也不少。首尔长者咨询中心社会福利师金珠妍表示:“随着宣传活动和教育让老年群体了解到抑郁症的严重性,与3~4年前相比,前来咨询中心的人大幅增加”,“认识到通过咨询或治疗抑郁症可以好转的人,往往会将这一点传播给家人或邻居”。
◇物质与人力基础设施仍然不足=虽然老人对抑郁症的认知大幅改善,但人力、物质支援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山区和农村地区,几乎没有精神健康管理设施。抑郁症方面也出现了地区间的“福利差距”。
韩国老人自杀率最近10年间由江原和忠清地区位居第一、第二。这是因为山区和农村较多,前往医疗、咨询机构的便利性较差。全国288个市郡区中,每1000名老人对应的老人设施数为0处的地区有38个。其中60%集中在江原和忠南地区。翰林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高贞爱分析称:“江原道等山区的精神健康促进中心及医院可及性较差”,“人口密集度也低于其他地区,因此若不直接上门访问,很难掌握居民的抑郁状况”。
各地区支援老人健康的人力差距也十分严重。去年各地区老人照护服务使用率最低为0%,最高达84.6%,差距很大。也就是说,有些地区因缺少社会福利师等人力,老人健康服务根本没有开展。韩国保健福祉人才开发院客座教授郑宇哲表示:“疗养保护师等服务提供者的数量与使用率成正比”,“使用率为0%的地方,很可能是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
当然,专家指出,要大幅减少老人抑郁症和自杀,必须同时推进基础年金、退职及个人年金等年金制度和老人岗位的扩充。但眼下,仅通过帮助老人增加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实施精神健康管理和预防教育,就能取得很大成效。
尤其有观点指出,除政府层面的对策外,市郡区等地方自治团体提高医疗、咨询机构可及性并增加人力的努力迫在眉睫。应减少物质与人力资源的盲区,为任何人在情绪低落时提供可以求助的场所。郑教授强调:“福利预算涉及政治议题,难以急剧增加”,“应在市郡区层面通过确保适当预算设立管理设施,在人力保障方面也要确保待遇改善费等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