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天的德国。尽管纳粹(Nazi·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气焰嚣张,但相信希特勒会掌权的人并不多。反纳粹阵营有两个依靠。第一是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当时85岁)的存在。从俾斯麦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兴登堡是各种战役的英雄,他在1932年4月举行的总统决选投票中获得53.1%,再次确认了国民的支持。希特勒虽然表现不俗,也只有36.7%。第二是普鲁士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政权。普鲁士领土占德国的八分之五,经济实力更高,只要社民党政权在那里的支持明确,人们就认为希特勒无法掌握中央权力。
然而1933年以后德国的历史众所周知,与预想完全相反。希特勒实际上掌握了全权,德国与人类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的悲剧结局。是什么让德国陷入希特勒的疯狂?通说认为,一战败战的后遗症与失败感、极度的物价高涨和经济困难刚要摆脱之际袭来的世界大萧条,以及政治混乱共同起了作用。希特勒就是钻了这些弱点的空子。这话没错。但如果没有1932年发生的三个因素,希特勒很难赢得民心。第一是被认为虽年高却依然稳健的兴登堡总统的误判或变心。第二是普鲁士地方政府的崩溃。第三是提供了这两个因素的机会主义者弗朗茨·冯·巴本总理(当时63岁)的虚妄之梦。出身中级贵族、曾任陆军中校的巴本是天主教中央党出身的连任议员,但并非知名政治人物。议政活动也不多。只是他在兴登堡面前很得眼缘。从兴登堡1925年参选总统起,他虽属不同政党却热情支持,因而赢得信任。
在任何政党都未获过半的1932年大选后,政党间组建联合政府也失败,兴登堡总统于是让巴本议员坐上德国总理之位。巴本从组阁起就招来非议。11名阁员中有7人出身贵族,被讥讽为“男爵内阁”。其余2人是财阀会长,1人是他安排的朋友、一位将军。问题在于巴本没有支持势力。甚至在其所属的天主教中央党内,也因未经党的同意接受总理职务而被开除党籍。
保守右翼倾向的巴本虚张声势。他扬言“目标是独裁”。他把自己比作俾斯麦,称没有必要非得遵守宪法,引发争议。当时正值世界大萧条下失业极为严重,劳工界与财界围绕失业补助上调对立。他不顾一切推行允许企业主削减工资的政策,连右翼政党的支持也失去了。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他,与院内第二大党纳粹的希特勒携手。希特勒提出两个条件:提前解散尚有2年任期的议会举行大选,并解除对纳粹冲锋队(SA)的活动禁令。
急需盟友的巴本一口答应。他相信对方比自己小20岁,“奥地利下士出身的希特勒”这种人自己摆弄得了。巴本不仅接受希特勒的要求,还更进一步。目标是社民党支持率下降、组阁困难的普鲁士。7月17日纳粹党与共产党的群体斗殴造成17人死亡,巴本以“普鲁士州无法维持公共安全与秩序”为由出手干预。7月20日,他推动兴登堡总统动用总统紧急命令,罢免普鲁士州的阁员,自己兼任普鲁士州州长和警察厅长。以我们的情况来比,就等于总统摧毁反对党执政的首尔市和京畿道地方政府,着手修宪和永久执政。
联邦总理兼任州警察厅长的行为看似可笑,但有其理由。作为最强大的州,普鲁士自由州的警察兵力约9万余人。名为警察,却拥有重型武器,与军队无异。巴本接连抓捕普鲁士警察指挥层。随着巴本以迅雷之势掌控普鲁士,唯一能制衡纳粹冲锋队的军事力量——普鲁士警力实际上落入纳粹之手。巴本主导的“普鲁士政变(Preußenschlag)”之后,希特勒的障碍实际上消失了。连曾说“不打算给那个奥地利下士高于邮电部长的位子”的兴登堡总统也转为合作者。
德国人就这样顺从地接受了吗?是的。议会解散后举行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37.3%的支持,成为院内第一大党。当年11月选举支持率降至33.1%,但1933年3月选举中跃升至43.9%。有大众支持的希特勒巩固了一党独裁体制。在把其他政党非法化、只让纳粹党合法化之后举行的1933年11月赞否投票中,92.11%投了赞成票。1936年和1938年的选举结果分别是赞成98.8%、99.01%。也就是说,对于二战的惨祸,德国国民也难以免责。
德国人怎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东国大学白庆男教授(政治外交学)的研究论文《魏玛共和国的挫折与教训(2002年)》中有这样一段:“近代任何国民都不曾比德国人具有更好的教养。德国在教育水平、工业技术的成就、科学成果的质量与水准上,50年间领跑全世界。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得非常出色。有必要弄清这样的国民为何如此轻易地在希特勒面前屈服。”提出这一问题的英国政治学者拉斯基(H.J. Laski)自己给出了答案:“德国是运用近代技术力量的18世纪国家。”
决定性地摧毁了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民主法律的魏玛共和国的普鲁士政变,已过85周年。如同“只是个子大的孩子”一般的德国国民所作的错误选择,重演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吗?看德国人如今的倾向似乎如此,但把视野扩大到全世界,恐怕难以断言。无论出于野蛮还是出于无知,投票结果看起来并不总是理性的。有时也会产生“支持率怎么只有这么点”的疑问。还有比选举结果更可怕的东西。“普鲁士政变”之后,普鲁士的社民党向国事法院起诉联邦政府,展开诉讼战,而为巴本辩护的人物是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身为法学家和律师的他批评德国不稳定的议会主义,认为“权力的活动不是制度,而是决断,通过区分朋友与敌人来实现”。施米特在著作《合法性与正当性》中主张,比起以合法性原理为基础的议会主义,更需要以正当性为基础的强大权威的总统,并强调只要统治者反映国民的意志,独裁也不成问题。被评为“与魔鬼握手的思想家”的卡尔·施米特的想法,经由韩国知名法律学者之手,原样反映到了维新宪法之中。
卡尔·施米特的想法被埋入地下了吗?绝非如此。它依然活在美国右派政治学教父列奥·施特劳斯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巨擘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身上。“恶的化身”。把希特勒送上权座的大众迷妄并非旧事。它随时可能复活。卡尔·施米特的弟子们在打磨能够为暴力正当化的逻辑。法律与民主也随时可能遭殃。就像“普鲁士政变”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