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18 | 고광본 기자

林赫伯名誉教授:“对朝制裁与施压应用于引导独裁者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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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大学名誉教授兼良好政策论坛理事长林赫伯18日强调:“仅靠对朝制裁和施压无法促成朝鲜体制崩溃”,“制裁和施压应当用于把朝鲜的独裁者拉到谈判桌前”。

林教授当天在首尔中区新闻中心举行的纪念《The Possibility of Peac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朝鲜半岛和平可能性——南北和平的准备、构建与保障)出版的“文在寅时代,朝鲜半岛安保与外交大讨论会”上,通过主旨发言作出上述强调。

林教授就文在寅总统近期的柏林构想表示:“提出保障朝鲜体制、排除吸收统一论、寻求朝鲜无核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构建永久和平体制以及新的朝鲜半岛经济地图,是摆脱‘韩国被绕过’(Korea Passing)、走向‘韩国主导’(Korea Initiating)的良好提案”,并强调“应以南北对话为起点,最终以朝核冻结或暂时中止为前提,推动美朝之间的一揽子交易”。以下为当天主旨发言全文。

出版背景要追溯到2012年。2012年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的韩美研究所(USKI)获得韩国研究财团资助开展研究时,选择了与退休后长期研究课题“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相关的研究主题,第一项工作便是开始了《为南北和平而促成朝鲜民主化》(Mongering North Korean Democracy for Inter-Korean Peace)的研究,其成果于2015年8月25日由高丽大学出版院(Korea University Press)以英文出版。

高丽大学出版院出版的《为朝鲜半岛和平而促成朝鲜民主化》(Mongering NK Democracy)的基本脉络如下。

首先,要构建(crafting)南北和平,朝鲜必须民主化。因为按照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开战。但有人说朝鲜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因为朝鲜的独裁体制表现出极其例外的体制生存能力。

朝鲜独裁体制是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存活、持续70年之久的社会主义世袭独裁体制。为什么朝鲜体制表现出例外的生存能力?

朝鲜70年长期独裁的力量何在?

第一,朝鲜对中国具有地缘政治上唇亡齿寒的安保价值,因此中国为在与美国的竞争中维护安全,不得不保护作为“唇”的朝鲜。第二,朝鲜核开发能力的提升。第三,朝鲜独裁者镇压自下而上叛乱的能力。第四,朝鲜对引发中东之春、茉莉花革命的社交媒体革命具备免疫体系。

第五,最重要的是,朝鲜并非单纯的家产制世袭独裁,而是拥有具备官僚合理性(bureaucratic rational)的党、官僚与军队组织的新家产制社会主义独裁国家(neo-patrimonial socialist dictatorship)。朝鲜劳动党是拥有200万党员的大众政党,朝鲜的官办NGO社会主义青年团超过300万人,朝鲜军队组织超过120万人,但与我们所知的“先军政治”不同,党对其进行彻底控制。

朝鲜独裁体制不会因外部势力制裁而崩溃

具备这些生存条件的朝鲜独裁体制不会因韩国和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压力、制裁、武力示威而崩溃,这是我的基本前提。因此我认为,与其从外部打垮朝鲜,不如让其从内部自发民主化,从而自然实现体制转型;此后由民主化的南北通过谈判与妥协构建和平体制,在南北确认并日常化地共享和平体制下的相互利益的过程中,同时取得国际社会对南北和平体制的承认与保障,之后自然走向统一。

朝鲜社会多元化进程推进的趋势

朝鲜不得不走向内生性民主化的结构性原因,是朝鲜社会的多元化。自金正日的“苦难行军”以来为求生存而采取的措施,正自然地推动朝鲜社会与经济的多元化。全国各地出现集市,朝鲜农民和居民正在自发、自生地热学市场经济。作为朝鲜新资产阶级的“钱主”掌握着除核心国有企业(commanding heights)之外的中小企业、地方国营企业和新兴产业的经营权,并主导着当前朝鲜的房地产热潮,已成长为近来年均3%经济增长的主角。朝鲜的智能手机用户已超过400万。朝鲜社会的多元化长期来看将带来朝鲜政治的多元化,因此金正恩最终将面临不得不同意转向竞争性多党制政治体制的挑战。

金正恩面临体制维持与增长之间的两难

面对这样的挑战,金正恩采取“核与经济并进路线”,试图通过核来应对外部威胁、通过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来应对内部挑战,但市场化反而会进一步加速朝鲜社会的多元化,从而可能威胁金正恩独裁体制本身。因此金正恩处于体制维持与增长之间的两难之中。金正恩能够解决这一两难的方案,是寻找“放弃独裁体制、但继续留在权力位置上的方案”。也就是说,放弃独裁体制、让步于民主竞争体制的恢复,从而继续留在权力之中,可能成为金正恩的理性选择。韩国和美国应做的,是提供包括资金支持在内的各种激励,使金正恩选择放弃独裁体制、在民主竞争体制下继续掌权的道路。相反,继续对朝制裁与施压,只会为金正恩继续铁腕统治提供借口和正当性。

朝鲜民主化应遵循台湾模式

朝鲜的民主化最好遵循台湾模式。在完全没有形成市民社会的朝鲜,应如台湾一样,把民主化由社区扩大到市郡、由市郡扩大到道一级、再由道一级扩大到中央政府,分阶段推进,并由政权培育自律、独立的替代性政党,自上而下形成多元主义政党体制,最终使金正恩领导的劳动党与替代性反对党候选人之间发生选举竞争,从而初步完成朝鲜的民主化进程。

这就是《为朝鲜半岛和平而促成朝鲜民主化》(Mongering North Korean Democracy for Inter-Korean Peace)的主要主张。

应立足于可能主义构建朝鲜半岛和平的可能性

此次出版的新书《The Possibility of Peac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朝鲜半岛和平可能性——南北和平的准备、构建、保障》,是《为南北和平而促成朝鲜民主化》的续篇,也是以“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为长期研究主题撰写的第二本书。

《朝鲜半岛和平可能性》正如书名所示,并不是一本计算南北和平“概率”(probability)的书,而是立足于阿尔伯特·O·赫希曼的“可能主义”(possibilism),探讨创造朝鲜半岛和平之“可能性”(possibility)的书。

本书承认在金正恩的核挑衅与美国一味制裁施压的对朝政策下,朝鲜半岛和平几乎“不可能”的现实,并在这种“不可能的条件下探寻朝鲜半岛和平的可能性”。

维利·勃兰特东方政策的方法依然有效

这与勃兰特推进东方政策时使用的方法相同。勃兰特引用俾斯麦“政治是创造被认为不可能之事的艺术”,把东方政策的设计交给了埃贡·巴尔。埃贡·巴尔接手后,向东方政策团队反复提出“思考不可思考之事”(Think the unthinkable)、“让不可能成为可能”(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的口号,设计出既富想象力又可实现的东方政策,最终在冷战结束的机会到来时,为科尔总理实现德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必须寻找对朝制裁与施压的替代方案

本书是对那种陈旧的施压与制裁政策的可能主义替代方案——那种政策尽管朝鲜独裁体制展现出例外的生存能力和长期持续性,却仍立足于朝鲜迟早、或五年内、或长期将会崩溃的朝鲜体制崩溃论(collapsism),主张通过制裁、施压、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等外部压力提前促成朝鲜体制崩溃。

朝鲜在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后的30年间依然存续,并顺利完成三代世袭,使体制崩溃论成为虚构。

30年来对朝制裁从未奏效过一次

因此我在《朝鲜半岛和平可能性》中首先批判了朝鲜体制崩溃论,并指出过去30年间对朝鲜的制裁从未奏效过一次。我批评指出,制裁和施压不仅没有奏效,反而因制裁的悖论效应,为朝鲜成为核强国赢得了时间和金钱;而朝鲜为应对制裁与施压,使核武高度化、轻量化、远程化,如今朝鲜已不再是威胁朝鲜半岛和平的纸老虎,而成为不仅对朝鲜半岛、甚至对美国都构成的“明显且现实的威胁”(clear and present danger)。但我没有放弃可能主义,从2015年冬季开始执笔。

然而在我正式撰写本书时,金正恩于2016年1月初和2月初连续进行核试验并发射了ICBM(朝鲜主张是射向地球轨道外的火箭)。金正恩的挑衅彻底动摇了我可能主义的和平构建构想。

围绕无核化与和平协定优先顺序,局面破裂

然而正如危机就是机会,解题者来自中国的王毅。此前无核化谈判破裂存在一种模式:总是在几近达成协议时,围绕无核化与和平协定的优先顺序(美韩主张先无核化后和平协定,对朝中主张先和平协定后无核化)展开“优先顺序之争”,导致局面破裂。王毅的双轨思路是通过并行推进无核化与和平协定,消除优先顺序之争的根源,这是一个创新的想法。王毅通过澳大利亚外长试探美国反应后,于2016年2月23日飞赴华盛顿,与国务卿克里会面进行谈判。克里在与王毅的联合记者会上宣称,联合国对朝制裁不是为制裁而制裁,而是为了把朝鲜拉到谈判桌上,实际上接受了王毅的双轨方案,同时回应称中国应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王毅承诺,只要不把当时的悬案“萨德”提前部署到韩国,中国也将为把朝鲜拉到谈判桌而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案,随后安理会制裁案在纽约获得通过。

朝鲜在对话与谈判之前先炫示核与导弹存在感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朝鲜总是在希望对话与谈判时先炫示自己的存在感(核能力、洲际弹道导弹能力),而中国则以此为筹码与美国展开谈判。这是一贯的模式,正如2006年10月9日第一次核试验之后的2007年“2·13”协议,以及2016年1月6日第四次核试验之后2月23日王毅与克里的双轨默契所示。

与王毅的双轨方案一同,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与核物理学家赫克提出核冻结与“三不”(No new development、No new weapons、No new Transfer),提出了低于自布什政权以来一直坚持的“核废弃”(dismantling)水平的无核化标准,从现实上为朝鲜出席无核化谈判创造了可能。本书未涉及的是,此后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DNI)克拉珀主导下与中国、朝鲜在水面下进行了间接谈判,但克拉珀总监在2016年10月底坦承双轨谈判因朝鲜顽固的拖延战术而失败,并举行告别记者会表示自己将离任、把双轨谈判事务交给下届政府,至此奥巴马政府之下再无与朝鲜的谈判。

因金正恩接连的核挑衅,我几乎中断了写作,但王毅与克里、赫克与佩里,以及克拉珀,让我的写作得以延续。从他们的努力和创新想法中,我得以探寻朝鲜半岛和平的“可能性”,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应探寻朝鲜半岛和平构建与国际保障

本书探讨的正是:在朝鲜独裁体制展现例外生存能力与长期持续性的条件(不可能性的条件)下,如何1)防止南北冲突;2)在此基础上构建朝鲜半岛和平;3)一旦和平得以构建,如何在国际上保障南北和平。

首先必须防止南北冲突,消除朝鲜半岛的战争危险。为此,制裁与施压使用了30年却未奏效,只强化了朝鲜的独裁体制。试图通过可能加剧冲突的制裁与施压来防止冲突,本身就是矛盾且悖论的。制裁与施压政策建立在朝鲜即将灭亡的朝鲜体制崩溃论(collapsism)之上。其想法是通过制裁与施压诱使注定灭亡的朝鲜更快灭亡,或让朝鲜在压力下放弃核武,把朝鲜变成听美国话的虚弱软性独裁国家;然而持续制裁与施压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朝鲜的体制,进一步壮大了朝鲜的核能力,而且越制裁,中国和俄罗斯就越轮番支援朝鲜,使制裁与施压失效。

制裁与施压应用于诱使独裁者走上谈判桌

因此,问题的解决除了对话与谈判别无他途;正如克里对王毅所说,制裁与施压不应用于惩戒朝鲜的独裁者,而只应用于诱使朝鲜年轻稚嫩的独裁者放心地走上谈判桌。

本书于2016年6月底完稿,因此未能涉及特朗普的朝核政策。但就朝核问题而言,本书作为新书毫不逊色,原因在于:奥巴马到最后一直延续“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政策,坚持立足于朝鲜体制崩溃论的制裁与施压政策;而特朗普的对朝政策,在文在寅总统访美举行首脑会谈之后,已显现出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基本战略,不过也有猜测认为,由于当前朝鲜发射ICBM引发的新一轮朝核危机,战略或有调整。但“最大限度的施压与对话”这一原则仍被坚持,基本上是通过施压与制裁把朝鲜引向谈判桌,并把朝鲜问题外包(outsourcing)给中国,按王毅的双轨方式并行进行无核化与和平协定谈判的对话,这实际上就是特朗普式的双轨。因此,2016年6月以后本书所论述的无核化政治几乎没有变化,仍在同一格局中推进,所以我认为本书依然是与时俱进的新书。

本书其余部分讨论的是:冲突得到解决之后,如何构建朝鲜半岛的和平,以及如何在国际上保障如此构建的和平,并将其提升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和平保障体制方案基本上主张:构成包括美国在内、如北约那样的东北亚地区和平共同体,以多边主义方式相互保障朝鲜半岛和平,并把驻韩美军重新调整为承担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的维和部队角色。

剩下的时间,我想考察文在寅总统的韩美首脑会谈与柏林构想在多大程度上与本书的论点相吻合。

应从韩国被绕过转为韩国主导

文总统访美成果的精华,在于就朝核等朝鲜半岛外交安保问题的解决,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一致:韩国从“被绕过”(Korea Passing)转为“韩国主导”(Korea Initiating),发挥主导作用。为此,文总统与喜欢交易的特朗普做了一笔交易,交易内容是接受特朗普“最大限度施压与对话”并行的对朝政策基调,但就解决这一问题的主体应由韩国在美国支持下承担,即韩国主导(Korea Initiating)达成一致。文在寅总统贯彻了“文在寅式朝核解法”:1)首先把解决朝核问题置于最优先;2)制裁与对话并行,并寻求分阶段的解法;3)不应为施压而施压,施压应是为把朝鲜引向无核化对话桌;4)无核化应以和平方式实现。随着韩国主导(Korea initiating)的恢复,终结了前政权之下韩国在东亚与朝鲜半岛安保问题讨论中被排除、被撇开的“韩国被绕过”(Korea Passing)。

文在寅总统韩国主导的第一件作品,是访美后在德国发表的“柏林构想”。文在寅总统没有在举行G20首脑会议的汉堡,而是在2000年金大中总统就对朝政策发表柏林宣言的统一德国首都发表柏林构想,从而在金大中总统阳光政策的延长线上发表了符合新时代的创新对朝政策。文在寅总统继承了前任的好政策(Echoes),并选择了自己的创新政策(Choices),发表了柏林构想。

柏林构想寻求保障朝鲜体制与朝核的一揽子解决

文总统的“柏林构想”由五大中长期和平构想与四大短期悬案解决方案构成。五大和平构想是:1)保障朝鲜体制、排除吸收统一论;2)寻求朝鲜无核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朝鲜核武的CVID无核化、构建和平体制、化解朝鲜安保困境、改善朝美与朝日关系);3)构建永久和平体制;4)新的朝鲜半岛经济地图;5)非政治性交流合作事业按政经分离原则一贯推进。四大短期解决方案是:1)离散家属团聚;2)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3)停止军事分界线上的敌对行为;4)重启为南北和平与合作的对话等,并表示为此愿意随时随地与金正恩委员长会面。

文总统从特朗普手中接过朝鲜问题的驾驶座后的第一件作品——柏林构想,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本书的论点相符。第一,柏林构想是韩国总统首次正式否定朝鲜体制崩溃论(collapsism)。文在寅总统明确表示反对人为促成朝鲜体制崩溃的尝试,从而诱导金正恩认为可以在没有被吸收统一风险的情况下与韩国对话。第二,朝鲜无核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是文在寅式双轨(Two Track)政策,处于2005年“9·19”、2007年“2·13”六方会谈协议以及2016年2月王毅与克里的双轨政策的延长线上;柏林构想的双轨之所以具有创新性,是因为化解安保与经济忧虑(通过保障朝鲜体制化解朝鲜的安保困境)以及改善朝美、朝日关系,被纳入支撑双轨的一揽子(comprehensive)解决方案之中。

以朝核彻底废弃为前提的对话现实性不足

然而柏林构想与本书不一致之处,在于它把“朝鲜核武的完全CVID废弃(dismantling)”定义为朝鲜无核化。如果不是把朝鲜核武的冻结(freezing、containing)或暂时中止(moratorium),而是把“废弃”(dismantling)定义为无核化,就令人担忧金正恩恐难以接受通过废弃实现的无核化。前部长威廉·佩里与核专家西格弗里德·赫克博士一再表示,朝鲜的核水平已高度化、精密化、轻量化,要“废弃”已为时过晚,目前最好的方案是先冻结朝鲜核武,再逐步改善南北、朝美关系,诱导朝鲜自行废弃核武。我愿意相信,文在寅总统是在设想以废弃为原则、反过来把废弃改为冻结作为谈判杠杆、以此诱使朝鲜走上谈判桌的战略之下,提出了柏林构想。

文在寅总统的柏林构想是一项良好的对朝政策构想,它结合了对朝政策各种方案的优点,具有折中主义色彩,并在过去金大中、卢武铉政府积累的良好对朝政策延长线上追求文在寅式创新对朝政策,兼具创新性与可持续性。连续性与可持续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持续推进过去政府积累的好政策,南北之间就会建立相互信任,而在南北互信的基础上,通往朝鲜半岛和平的道路也将打开。

然而朝鲜的金正恩在柏林构想预告的两天前,即7月4日,发射了射程可达美国阿拉斯加的8000公里级ICBM,先发制人地试图给文在寅总统的柏林构想泄气。金正恩通过发射ICBM,不承认韩国主导,仍试图与美国进行双边交易,以核来换取安全保障。绝不能容许金正恩的这类挑衅,以及试图通过与美国而非韩国的双边主义解决问题的做法。

在华盛顿决定……强化韩美同盟与南北对话并行

为此,正如现任美国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1997年的著作中所说“越南战争的失败是在华盛顿决定的”,必须在华盛顿的外交战中取胜。为此,文在寅总统应以“韩美同盟优先”战略强化韩美同盟,并加深与特朗普的首脑间关系,让金正恩确信韩国主导不只是修辞,而是有实体的现实。只有这样,金正恩才会把文在寅总统接受为第一对话对象,实质性的南北对话才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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