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18 | 오현환 기자

[郑仁教专栏] 韩美自贸协定应对逻辑应转向附加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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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针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攻势正达到顶峰。据称他在出访法国途中强调,由于韩美FTA,美国出现高达400亿美元的贸易收支逆差,必须予以纠正。从原本不公开(off the record)的发言被公开来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到支持者的国内政治操作。

从特朗普总统持续使用“重新谈判”这一用语、并面向媒体不断加大对韩美FTA的攻势,也可看出这是为国内政治服务。以将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称为“G19+1(美国)”、在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中都肆无忌惮地推行本国优先主义的特朗普总统的政治风格来看,韩美FTA修订谈判的要求绝不是可以轻视的事情。

文在寅政府复活通商交涉本部、并将本部长的对外职衔提升为通商部长等强化通商政策的方针,在时效性方面值得高度评价。以政府组织法尚未修订为理由,提出推迟韩美FTA修订协商,以此争取时间,似乎是现政府的应对方式。

但在应对逻辑的内容上却极为薄弱。据称将以服务业顺差、武器销售额等冲抵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后,美国的逆差额将大幅减少为要点,去说服美国通商当局。

由此可以发现,长期以来重体量而轻实质地管理通商领域的韩国通商当局的局限。2012年曾把实现贸易额1万亿美元作为开天辟地以来最高的提升国威业绩加以宣扬,但当贸易规模萎缩后,又悄然把这一说法隐去。

最近十余年间,随着全球价值链(GVC)在国际上活跃化,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开始着手把握贸易规模增长背后的含义。举一个典型例子,有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组装的iPhone的附加价值中,80%由美国、韩国和日本企业获取,而出口最终产品的中国企业所得不到5%。这揭示出,虽然由中国出口,但受益更大的却是其他国家而非中国。

为促进此类研究,WTO、OECD等着手开发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ICIO),贸易顺差规模较大的日本、中国等提供了研究经费并大量参与研究。但韩国对这类研究始终漠不关心。国内有众多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但很难找到以韩国对美或对华贸易顺差的附加价值分析来应对统计上贸易失衡争议的研究。

考虑到商品出口的附加价值率因行业不同而为20%~60%,按附加价值标准计算的贸易顺差规模将大幅缩小。相反,服务出口的附加价值比率为60%~95%,由此来看,美国所记录的服务顺差的重要性是商品出口的两倍。若除服务之外,再将韩国企业对美投资、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按附加价值标准折算后提出,就能客观证明韩美通商是相互“双赢”的关系。

政府以贸易总额来说明贸易失衡的简单逻辑,应转向附加价值方式。按附加价值标准来看,可以显示韩美之间扩大贸易及经济紧密化对美国也有帮助。

与作为政治家的特朗普总统不同,要说服作为通商谈判实务人员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相关人士,精细的经济逻辑必不可少。这一点与美国有过通商谈判经历的人都会认同。

即便8月开始修订协商,考虑到为进行修订谈判美国当局必须至少提前90日通报国会、国内通商交涉程序也需要不少时间,实际谈判可能要到年末才能进行。应在这一时期开发出有实质内容的应对逻辑。此外,还须查明两国在贸易统计上的差异。

无须惧怕韩美FTA修订提议。先听取美方立场,再以扎实的逻辑加以说服,便可将危机转为强化韩美关系的机会。应汇集全国的通商能力,开发应对逻辑并应对美方。

仁荷大学对外副校长、国际通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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