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期待民主,就如同期待垃圾堆里开出玫瑰花。”这是英国保守派日报《泰姆士报》1951年10月1日社论中的一段。征召50万壮丁、致使9万人冻死饿死的国民防卫军事件以及种种腐败被外国记者目睹后,对韩国的恶评很早便流传开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1952年6月6日刊登了题为“李承晚政权是法西斯”的报道。时任陆军本部作战教育局次长的朴正熙大校因对李承晚政权的失望而策划政变(全北大学教授姜准晚,《韩国现代史散步》第二卷)。
时间再往后,进入1952年下半年,对韩国的评价进一步走低。以至于美国认为给韩国的援助不值得,并制定了清除李承晚政权的计划。有两件事决定性地让国家蒙羞:釜山政治风波与重石美元事件。釜山政治风波是对李承晚总统为延长执政而强行推动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统称。他发动紧急戒严令(1952年5月5日),拘禁国会议员、将其抹黑为共产主义者,并组织官办示威,最终通过第一次修宪(7月7日)为总统直选制和延长政权奠定基础。
就在修宪使政治风波收尾之时,又爆出一桩事件。政府非法运用外资进口粮谷,给特定商人带来巨额利益,并以此换取政治资金。李承晚总统装作不知,政府官员也一概推脱,但传闻越传越大。因为受害者十分明确。农民和普通国民只能购买民间商人用政府投放的美元进口的粮谷。问题在于粮价高达合理价格的数倍。差价经由商人的口袋流入李承晚政权的政治资金。为筹措发动延长政权的政治风波所需资金,政府自己违了法。
李总统真的不知情吗?按法律,总统本应掌握情况。因为连外汇管理规定都被修改,哪怕支出1美元外汇也须获得总统批准。李总统乃至弗兰切斯卡夫人都在阻止美元的使用。在当时条件下,这是有其正当性的措施。因为外汇不是不足,而是几乎没有。通常连100美元以上的外汇支出都要一一批准的李总统,竟称不知道高达470万美元的重石美元被投放,野党议员们哑口无言,却也别无他法。在政府部门也未如实报告的情况下,国会于1952年7月18日组成特别调查团,着手查明真相。
国会调查出的事件实情令人震惊。首先,巨款的到来本身就属罕见。对韩国而言是天降good运。1952年3月,应美方要求签订韩美重石协定,得以向美国出口重石1万5000吨。而且美国爽快地预付了470万美元。事实上美国也处于急需之中。重石顾名思义就是沉重的金属。“Tungsten”一词在瑞典语中也是“沉(tung)石(sten)”之意。它沉重坚硬,在主要金属中熔点最高。即耐高温,是制造炮管等武器的必需品,但供需出现了障碍。
在韩国战争和全球冷战氛围中,制造武器所需重石的需求增加,而供应全球需求量30%的中共却禁止出口,形成紧急状况。美国急切到愿意向韩国预付款。重石美元有明确用途,甚至立法规定只能用于进口机械或船舶等产业用物资。政府自己打破了这部为把外资用于提高生产力而制定的法律。官僚们以“把劳工喂饱才能多挖矿”的逻辑,把用途改为进口粮谷。重石美元被分给了缴纳政治资金的特定民间商人。
当然,商人们用韩元兑换美元,适用的是固定汇率1美元兑6000韩元。商人们把重石美元投向每美元超过2万韩元的黑市,获取汇差收益。商人们并未止步于此,还在进口粮谷上向消费者高价宰客,牟取暴利。进口面粉合理价格为每袋4万5000韩元,却以远高的12万5000韩元出售。每袋2万8800韩元的化肥则以12万1800韩元卖出。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农民)一律牟取暴利,不满自然冲天。
商人们肆意妄为,连国务会议设下的安全装置也无视而牟取暴利。国务会议最初议决以重石美元引进化肥和粮食,并按农林部指定的价格供应给指定地区的农民和重石矿工,但只是空话。商人们何以能无视这些牟取暴利?国会调查团认为,是因为他们缴了政治资金,不必四处看人眼色。调查团掌握的商人收益为汇差505亿韩元、价格操纵265亿韩元,合计770亿韩元。李承晚总统和自由党一口否认,但美国大使馆提交的报告称,出售重石美元所得汇差收益大部分流入了执政党。
更大的问题在于善后处理。以进口农产品价格为由,农林部长官、次官、局长、科长接连递交辞呈,而主导该事件的财务部一线却在政权庇护下一路升迁。当时的财务部长官在维新政权时期甚至当上了国会议长。法律处罚方面,仅有几名商人在五年后被判缓刑。当局也全无查明真相的意志。甚至出现过主管检察官不出庭而公审无法开庭的情况。在前线军人不断阵亡、国民无粮而饥饿之际,李承晚政权却干出这等事。还曾因军方指挥部不听从挪用制作士兵防寒服原棉的指示而将其赶走。领到薄防寒服的士兵只能在严寒中发抖。
在本应用于兴办产业、培养人才的钱被用于延长政权期间,国家经济的对外依赖结构更加严重。在分配援助物资的过程中,政经勾结结构得以确立。政府的影响力也更强,入不了政界或官僚眼的企业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这种落后性至今依然存在。以美国低价剩余农产品援助为基础的农产品低价格政策副作用也很大。农民从一开始就丧失价格竞争力,费力推行的农地改革成果也黯然失色。农民为摆脱困窘生活而背离故乡。聚集到城市贫民窟的农户带来过度的劳动力供给,并使低工资固化。
最严重的副作用,是政权的违法行径与本应守法者的无法无天并未一次性结束。无论怎样违法越法、危害国民经济,都毫不受罚,反而升官发财,这种风气在大韩民国的精英群体中蔓延。想守法守良心的人被视为不适应社会或反组织者。在战争正中为维持政权而发生的首起大型腐败,随时间推移经历了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整个社会的道德准则也一落千丈。
历届政权每次登场都高举肃清腐败的旗号,但在韩国很长时间里“新恶胜过旧恶”。曾对李承晚政权腐败义愤填膺的朴正熙大校与青年军官们,在政变成功后为筹措参与民政的资金而犯下的四大疑案,规模是重石美元事件的数十倍。或许是恶被普遍化而良心也消失了,权力者们把韩国股市变成十年不信任的象征,却毫不知耻。也有领导人收了财阀数千亿韩元政治资金,却仍像胡同霸王一样理直气壮地发表对国民声明。
作为扣错的第一颗扣子,重石美元事件65周年,如今是否好转了尚不可知。新登场的文在寅政府正着手清除积弊,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打破已固化并成为体质的无良心与违法结构,尚待观察。满身瑕疵的国务委员候选人,不正恰恰证明我们社会的精英自自由党时代起便浸染违法、只为自己和家人而活吗?希望这顽固而坚韧的腐败结构如今能被打破。即便成果不大,若至少能靠近一个懂得羞耻的社会,也就再好不过了。






